人的心智如何变得
比大地还要美丽一千倍
大地也因他的寓居而变得更加神圣
——华兹华斯《序诗》
01
感伤与怀旧
“一切保守主义均始于感物伤怀。若无感物伤怀之情,‘保守’之意从何谈起?”(安德鲁·萨立文)对自然的尊崇与仰望、怀旧与感伤,是人类情感中诗意性灵的一面。在一篇发表于1993年题为《我们失落的自然》的文章中,唐纳德·沃斯特则进一步写道:“怀旧,贯穿着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能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我自己的怀旧——可能是同千千万万人所分享的那种情感——将我带回这个大陆残存的原始自然当中徜徉漫游”。
沃斯特所强调的怀旧情感,是一种对失落的自然世界的哀悼;它不是一种衰朽不堪的哀叹,恰恰相反,那可能是一种隐性的、颠覆性的力量,如他在《帝国之河》最后一章所言:“是一种可以令一个帝国放低身段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能够将人类引向“反对统御、工具主义、资本与技术权力;崇尚自由、野性、无羁的壮美与人类谦卑的一面。”因为这种怀旧和伤悼之情,不是悲春伤秋的无奈,也不是靠运动和呼吁召唤起的社会情绪,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就如同国家公园运动的历史与起源,浸染着一种保守主义气息浓重的沉默与关怀,也就使得崇高与壮美,永久流淌在人类精神与人类命运的历史河床上。
02
优美与崇高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生态学和地理学命题,同时也是哲学范畴的命题。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只要我们处于安全地带,原始自然的可怕景象越是恐怖,就越是引人入胜;我们之所以愿意把某些事物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日常中庸的层面,并让我们内心深处与奇山险壑或大自然的狂暴声响相呼应。在令人心生恐怖畏惧的不毛之地,在原生态的自然荒野中,更映射出对崇高感与自然美学的追求,也使人类的自然观念走向更为丰富的精神维度。
国家公园是一个“被人类感知赋予了崇高含义”的整体。我们全部的生存环境,无不依赖于当初造化伟力的雕琢,冰川在陆地上恣意流动,夷平乱石,刨铸地表,打磨沟壑,为湖泊创造出盆地,为溪流创造出河道,为森林、花园和草甸创造出新的土壤。大自然造物时创造的一切,无不神奇而恰到好处。
“在我们脚下和周围的巨大空间里,心灵几乎无法平静安放,完全被体型巨大和外表有趣的物体所占据,心灵在理解这一切时,感到无望的迷茫……一切都是最好的,超出人类智力所能理解的范畴。”(美国地质学家克劳泽·达顿《(科罗拉多)大峡谷地区的第三纪历史》)太初之境的大静谧和大安详,间歇泉的喷射、风暴的肆虐、波涛的拍击以及植物汁液的向上输送,所有这一切自然风景和精神的终极,无不具有一种洗尽铅华、震撼心灵的力量,无不是大自然心脏充满力量的律动,与粗莽的洪荒往事相比,音乐、文学甚至宗教都变成了黯然失色的形式与象征。
在国家公园的资源和价值中,甚至包括一些无形的特质,如自然的寂静、孤独的空间、风景的历史感、自然之声等。举例而言,“光污染”会危害自然界具有夜行生活习性的动物,所以“暗夜星空”也是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保护资源。
在漫天繁星下的非洲旷野中拍摄的一棵树,像极了《小王子》里的图景(不知名网友上传于社交媒体)。
03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
不同于一些传统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初衷(比如对某单一物种的保育迫切性,或者对某一地区环境破坏程度与日俱增的担忧),国家公园通常在一个生态系统较完整的自然区域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设目的,更显宏大,且更无分别心,更能容纳和接受该区域的野性状态,比如容忍某些孤寂、神秘和混乱的特性;这样一来,大面积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反而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在保护区内救治野生动物
也许它仍以某物种作为命名,比如中国的大熊猫、东北虎豹等,但国家公园的本质定义了它,使它更能以整体性来表述区域的丰富性与自由性,并且不认为保护价值能够按照物种体型大小划分,按是否罕见、濒危来划定层级;即使是某种举世关注、自带光环的旗舰物种,也不足以概括这一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反而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脆弱而微妙的平衡遭到忽视,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伤害。
即使是一些微生物群落,它们在生态圈里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至今仍知之甚少。我们无权设立什么评级标准。大自然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价值,是先天存在的,并不是我们人类给予的;而且追溯起来,在人类活动开始之前,人家的秩序就已然产生了。所以,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只能通过该区域生物多样性来整体体现;这是唯一的标准,谁都不显得特别高贵或者珍稀。
自然是人的价值产生的源泉,而非相反。
04
“香格里拉”与“阿卡狄亚”
在喜马拉雅万峰之中,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幽深谷地,肥沃富饶的蓝月谷、金字塔似的卡拉卡尔雪山、依偎山腰的喇嘛寺,梦幻中的宁静带给人“终于来到世界某个尽头和归宿的感觉”,让人想起《创世纪》中的恩典:“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这是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创作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面有一句话隐晦地透露了作者的心思:
“我们隐隐约约希望它会被外面的世界忘却。”
这句话平和感人,珍爱之情溢于纸端,然而里面隐含的,依然大致类似于某种宗主国对殖民地自顾自的想象,一种特殊的、杂糅的、不平等的矛盾情感。作者不希望现代化元素的侵入,希望“香格里拉”永葆纯粹的美丽和质朴,永远是“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一切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的“东方境遇和奇观”。
然而,变化才是世界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工业革命前夕,约占世界人口20%、接近2亿的原住民,还怡然自乐地生活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民族国家的律法和社会规范,但他们能够接受本民族自身的风俗或传统制约。他们的自然生态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空间,隐含着渊流深远的地方性发展逻辑,这种逻辑是基于对自然的理解而生成,是良性本土文化、民间认知的重要载体。
黑格尔认为,地理条件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活动方式、民族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景观、自然环境一旦改变,依附于其上的文化认知,也会随之慢慢泯灭。仅从狭义的自然保育、原始保真功能解读国家公园是不够的,那样的话,必将忽视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而这同样是国家公园的根本价值。
陶渊明在1600多年前,就曾描述过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那里有族群安居,并且“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可见自然环境也相当好。人不是天外飞仙或异形物种,同样是自然的一分子,当然也可以成为保护自然的力量。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止于守望的关怀,而不是刻意打造的“无人区”。
美丽的北极狐
05
以三江源为例
三江源国家公园冰峰雪山、河湖广布,是野生动物的天国乐土。灿烂的阳光与寒冷的空气,成功抑制了病菌的繁殖和传播,提高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率。高寒、荒凉与冷寂,在冥冥之间,仿佛正是为着江河源头的宁静和安全而设置的森严防线。
在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反应最敏感的区域设立国家公园,目标定位就是: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建成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与此同时,也要在这个历史深远、神话弥漫、风情与内陆迥异的地理空间,建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
类似三江源这样历史悠久的环境伦理空间,又古老、又现代,蕴藏了不少现实性的合理因素。尽管这里也曾是“野生动物出没之地、未开化和未耕种之地、无序和混乱之地、不毛之地”,是“纯粹的自然”或“野生的自然”,但现在的三江源,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变量因素:保护重点、游客中心和基础设施、政府层级、土地所有权、牧民参与等;从总体思路上,三江源已经从过去的壁垒式保护,转换为对生态健康与完整性的保护。“荒野与生态科学、物种保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生态修复”等当代价值观和知识,已融入三江源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也体现出中国在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文化多元发展中的巨大变化。
06
“赋予了意义的自然”
按照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观点,风景或环境的内在,其实就是文化的建构,呈现出人与自然(地理)关系的种种形态,即使再荒远的野地,也是人性深处的映射,沙漠、雨林、甚至天空、狂风暴雨,无不在显示、映现、投射着人的活动和欲望,人的思想与社会关系;正如人类本性之中,也有“孤独和蔓生的荒野”。
但国家公园不仅是“荒野”,也不仅是自然荒野的保护者,而是一种“赋予了意义的自然”。这同时是对人的关注,也是对人生活并融入其中的自然的关注。早期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将国家公园看作无人定居的荒野区,试图将其保护、限定为原始状态,将自然塑造成与人分离的、不受人类侵扰的对象物;让国家公园成为“原始自然的缩影”。
将“荒野”作为掌上明珠,并将其与人类接触分离开来,并未阻止非洲公园内大型动物的减少;这已被过去几十年间的国家公园实践经验所充分证实。再如朱鹮习惯甚至依赖人工稻作系统生存,如果禁止传统农耕生产,反而可能导致其灭绝,这正是日本朱鹮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的朱鹮能够从原来仅剩下的7只发展到现在野外种群近2000只,正是准确领悟了真正的人地关系,并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科学不是万能的,自然中永远蕴藏着更多的未知。一味追求原生态的自然性生存,消极抗拒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将自然保护在绝对“完好无损”的状态或者“原始状态”,不免过于胶柱鼓瑟。国家公园不应用过于堂皇的借口,将“人”拒之门外,不应刻意追求无人侵扰的独立性,只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被贪欲吞噬、没有被文明过度扭曲就好。
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整体建构中,土地和社区人口都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国拟建国家公园地区中土地权属问题极为复杂,在全世界上都罕有先例。同时,大多数拟建国家公园内外,都居住生活着大量农牧民、林业职工甚至城市居民。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包括“只有不受人类干扰的自然才是本真意义上的自然”这样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刚果虎鱼生活在刚果河系统的中部,是能长到如成人般大小的一种食人鱼。
07
国家认同
国家公园思想的最早起源,竟然是出自一种文化“自卑感”与“焦虑感”(美国与欧洲文化相比较而产生的“集体性无意识焦虑”,催生了最早的国家公园);早期建立国家公园“是为了寻求一种独特的国家认同,而不完全是对所谓‘岩石的权力’(即自然价值)的认可”。世界各地国家公园陆续建设的经验也表明,国家公园是强化与推广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当然随着时世推移,后来各国仍不免受到实用主义的驱使,比如开展荒郊野地旅游项目并从中获利,美国黄石公园的建设经验就成为一个被奉为圭臬的典范,其管理机制的诸多缺陷,均被欧亚各国复制多年。
但说到底,国家公园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激励民众,克服自卑孱弱之心,形塑国家成长与国民习性,保护荒野和自然,也并不是为了构建符合一部分人经济利益的“景观”。政府在国家公园的管理、财政等方面承担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在文化维度上,更是发挥着情感认同上的功能,并以此提升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如前所述,国家公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更不会是一般的旅游景区,它是荒野生命之源、野性之美与国家教化之功的最好体现,可以成为生发人生意义的文化机制,最能承载一个国家、一种伟大文明的价值和情感体系,充满着一种富于情义的精神和力量。
湄公河一景
08
公园与游憩
除自然保育和增益生态系统功能外,国家公园科教、文化、旅游功能的价值也始终存在。
威廉·华兹华斯与塞缪尔·柯勒律治等湖畔派诗人,对英国早年的乡村生活无限缅怀。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英国气候湿润,树林和草地、田野与古堡,包括乡村公园,尤其是英国民众怀念的原乡。
20世纪早期一位英国首相的名言曾广为传诵:“英国就是乡村,乡村就是英国”。林语堂也曾经戏谑地说过:“人生快事,莫过于挣美国钱,娶日本太太,雇中国厨子,住英国乡间”。英国乡村一直是文化艺术潮流的重要领导者,比如华兹华斯久久流连的湖区,就呈现出英国传统乡村的典型特质,及至后来,雪峰、断岩、崖壁、森林和急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英国社会深入人心的“美育”方式。
僻静寂然的郊野之地,本就留存着一个民族最本质的东西。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走得远了,就本能地想要回归。这个道理,举世皆然。
乡村在十九世纪的绘画中是一个极重要的题材,产生了像康斯太勃尔等一大批优秀的乡村风景画家,在英国画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再比如英国的高地沼泽景观、日本国立公园保留的古寺庙、澳大利亚保护淘金浪潮遗迹的矿坑国家公园等,很多最初都是传统的自然景观保护区,或是重点物种保护区以及科学生态区,后来因为文化认同、文化景观意义的加深,衍生出游憩、教育、文化等多种功能。
再到后来,特殊地形、景观、生物、稀有或濒危动植物和化石等分布丰富之类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认可,多国将其纳入原有的保护区体系中,相关国际机构的成立使得国家公园的建立日益规范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公园增长比率略为放缓,国家公园建设较多的国家集中在亚洲和非洲,整体发展进入平缓期。
09
公众参与
无论何种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遗产资源,同样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也是从后代那里借来的,所以,就需要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同时发挥教育功能,而不是让游客在车水马龙、人满为患的环境里匆匆到此一游。
“野性虽说是人类关心范围之外的一种活动,但它代表的并非一种无价值的事物,而是代表一种与我们相异的自由,代表着一种天然的自主性与自然维持的能力”(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在国家公园,人们可以逃离文明,寻找精神治愈良方,探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是一种较之现代社会更宽广、更深沉、更能够回应生活中某些人性需求的情感。
正因如此,富有文化意义的精神景致,开始成为国家公园景观中的一部分。比如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境内的艾迪丝·卡维尔山,以神秘的高山景观和消融中的悬冰川而著名,其命名来源于一位英国护士。一战爆发时,艾迪丝·卡维尔协助超过200名比利时、法国战俘逃出国境,奔赴自由。不久,她的行为被德军发现并将其杀害。为了纪念艾迪丝·卡维尔,加拿大政府选取了这样一座山峰以她为名。
国家公园的教育和公益性还体现在公众的大力参与。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长年维持十几万名公园志愿者的岗位,通过科学的解说系统,充分向游客展示保护地的价值。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里,也有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志愿服务的规定,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生态保护、社区共建、特许经营、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合作。对于国家公园来说,自然保育、户外运动、公益事业、历史人文教育就这样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遥望温莎城堡
10
大地绵延
对于国家公园,我们也由此认识到另一种崭新的关系,那是人与自然更科学的关系形态。
我们可以将国家公园想象为人与生物圈较为核心区的一滴水,这滴水是不断漫漶与扩大的,它没有孤立或干涸,反而汇入了江河湖海,遇见了不同的水系,具有滴水穿石的强大愿念,以及逐渐拓展的涟漪效益,犹如巨浪中的岩石,是自然保护影响模式的核心。
“大地只有像那些本质上不可被揭示,躲避一切揭示而且始终在封闭状态的事物一样被感知和被保护时,它才公开显现澄明为它自己。大地上所有事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地本身,一起进入一种相互和谐之中……大地本质上是自行退隐的。确立大地,意指把大地带入自行退隐的敞开中。”(海德格尔《林中空地》)
暮色四合,宇宙混沌,密涅瓦的猫头鹰飞翔在稠密的思想密林中。让退隐的大地自行敞开,其本源之处,正是人类心里那片“林中空地”。这不是一种物理位置和空间关系,也不是作为地质学或者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科学化的大地。那是类似第一推动的创化生育者;是“庇护、保存水与石头、植物与动物的东西”,是神性彰显自己的场地,是人仰望天空并寻觅神性启示的所在。在这里,一切美好都具体到可触摸可亲近,所有的人共享天籁。每个人的生活都真实不虚、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因为人是自然之子、是荒野的产物。爱与智慧,是幸福的回忆,是永恒的许诺。
土耳其,博尔卡·卡拉戈尔自然公园黑卡拉戈尔湖的秋色
作者 | 刘东黎
排版 |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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