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 | 盘点浙江人（1）：听，大海写给浙江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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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浙商”在岁月中绽放了无数夺目的光芒。

浙商的成功与其背后的海洋文化不无关系。海洋之于商业犹如母亲孕育儿女。海洋是流动的，因而给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流动的因子。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因素，所以他们必须同时具有权谋和机警。

据此，黑格尔做出了海岸地区——商业和航海的共生文化推论。

孕育文化的各种地理环境，让人类文化打上了自己的自然印记而成为一种生态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同的共同体，在其周围的大自然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品是不同的。”顾名思义，生存在一定地理环境当中的人们的心理方式、文化性格多多少少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浙江东临万顷东海，海岸线漫长。这一点对浙江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对海岸文化的地缘形貌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类面对茫茫无垠的大海，会同样感到自己的力量也是无垠的，激起勇气，当超越那被大海阻断的有限的陆地，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地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有的手段都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高尚的事情。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因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一一机警。因此，黑格尔作出了海岸地区一一商业和航海的共生文化推论。

梁启超就民族性比较过沿海环境与内陆环境对人的思维特征的不同影响。他说: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浙江的海岸线，北起平湖金丝娘桥，南达苍南县的虎头鼻，长达2200多公里，港湾众多，中外闻名，历史悠久的就有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地，受环境影响，浙江人富有进取性、开拓性、冒险性，商业头脑也发达。

“宁波商帮”是近代我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产生、发展、壮大过程中，无不体现了开拓冒险精神。从其商帮活动地域来看，《鄞县通志》说，甬人(宁波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

《歙事闲谭》也说：

群邑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粵、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楚、浙汉其迩焉者矣。

《慈溪县志》载，甬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于东西南洋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

民国初期，宁波商人还把生意做到了欧洲，豪劲冲天地去赚洋人的钱了。为此，孙中山曾感叹地说:“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今目之温州人，足迹遍于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偏僻山村，不知有多少服务业被温州人所垄断，“温州发廊”曾风靡全国。国人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掉进了温州人的包围圈，钱了也让温州人赚了个肚儿圆！

观念上浙江人注重商业行为的功利性。南宋时期盛行一时的浙江永嘉学派的“既无功利则道义乃用之虚语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功利意识。

说明：本文参考辛向阳、周树兴等著《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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