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俗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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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　作者： 杜谆

杜谆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寻乌调查》是反映毛泽东民俗思想的经典文献。对《寻乌调查》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毛泽东民俗思想承续了自晚清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移风易俗的时代主题。毛泽东对民俗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出于改造社会的实践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论述了民俗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把握阶级关系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通过田野调查建立的民俗资料系统，体现了《寻乌调查》的民俗志价值。

〔作者简介〕杜谆（1982－），男，河南淮阳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文化思想。

一、引言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于1930年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献。目前，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等，探讨了《寻乌调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寻乌调查》对当今调查工作的启示以及它所具有的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方志学等学科价值，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寻乌调查》的翔实资料为参考开展区域研究，是近些年来的一个新趋势。随着《寻乌调查》英译本的出版发行，国外关于《寻乌调查》的研究日渐增多，重点集中在《寻乌调查》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认为《寻乌调查》坚持的立场、观点和做法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民间革命”的杰作。

为数不多的研究注意到了《寻乌调查》中的民俗资料，但主要是对民俗资料的罗列和汇总，没有结合时代背景和毛泽东的个人阅历，探究毛泽东关注民俗的现实目的、理论视角以及民俗资料的使用原则，分析毛泽东民俗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寻乌调查》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民俗研究空间。

根据民俗学的经典分类，民俗可以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系统，每个系统又有不同的民俗类型。与《寻乌调查》的现实目的和理论视角相符，毛泽东对寻乌民俗的关注侧重于物质民俗，各种农业生产民俗、林业生产民俗、交通民俗、行业民俗以及行商、坐商、圩场等商业民俗，散见于《寻乌调查》的各个章节。另外，饮食、服饰、居住等物质生活民俗，在《寻乌调查》中也多有记述。社会民俗方面，毛泽东考察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基于地缘关系的社区组织、基于趣缘关系的信仰组织，分析了维持组织运行的各种习俗。精神民俗方面，毛泽东从民众信仰的物质载体神、坛、社、庙、寺、观、堂入手，介绍了神会、神坛、社坛、社会、佛教、道教、耶稣、天主、桥神、伯公以及各种禁忌等信仰习俗。语言民俗方面，毛泽东记录了当地流传的一些故事、传说、笑话、歌谣等民间文学以及众多行话、咒语、称谓语、方言、俗语等民间语言。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民俗资料的关注并不是为了从民俗学的学科框架出发，撰写一本民俗学专著。结合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民俗思想中移风易俗的时代主题、改造社会的现实追求、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以及建立民俗资料系统的基本途径。

二、移风易俗：毛泽东民俗思想的时代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封建势力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古老的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救亡图存，中国人开始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发动了一系列革新运动。这其中，对毛泽东民俗思想影响最深者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作为传统社会形成的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自然成了反对的对象，移风易俗则成了反对的方式。移风易俗的前提是对中国的民俗有所了解，为此，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眼光向下、关注民间。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文人身份相符，他们对中国民俗的了解是从文学革命入手的，开展了一场平民主义的民间文学运动，并出于运动的需要开始征集和研究歌谣。1918年2月，由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明确了歌谣征集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人情风俗、政教沿革等。民俗学者钟敬文曾谓：“‘五四’前后的歌谣学，就其主要的倾向而言，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在这方面的一种体现。它是跟当时文化运动的总方向相符合的。”〔1〕这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正式起步的歌谣学运动，日后逐步扩大了其征集和研究的范围，方言、俗语、故事、传说等其他民间文学形式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的相关资料都成了征集和研究的对象。民俗资料的广泛收集，既响应了移风易俗的时代号召，也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基础。

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曾经参加过这场歌谣学运动，但这并不能否认毛泽东对民俗的关注具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自觉。如《寻乌调查》中收录了一首革命歌谣《月光光光灼灼》，毛泽东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这支歌谣的全文，而且未对歌词加以润饰，保留了原有的俗语俗字，并对歌词中的方言俗语进行了解释，而这正是歌谣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基本要求，这说明毛泽东对民俗资料的收集、整理完全符合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学术规范。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毛泽东已经具备了移风易俗的思想认识和行为活动。1906年，还在读私塾的毛泽东就赞同废庙宇、办学校、反信佛的思想主张。1911年5月，毛泽东不仅率先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还要求其他同学剪掉辫子。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在其学习笔记《讲堂录》中记下了“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2〕的字句，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俗变迁规律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成了《新青年》的读者和作者。后来的北京之行，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而他们本身就是民间文学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民间文学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廉士、常惠等，都曾是《新青年》的作者。作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向往者，毛泽东不可能不受到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民间文学运动的影响。事实上，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提出要用“平民主义”打倒文学的强权，变贵族的文学为平民的文学，这一口号正是民间文学运动的基本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洪长泰提出要恰当地评估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意义，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核心思想概念，正是吸收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运动的精髓及其思想成果”〔3〕。必须指出的是，这场由现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民间文化运动主要是在移风易俗的口号下开展的学术研究活动，从实践层面来看则收效甚微。

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毛泽东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让他看到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也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对民俗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的”目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开始了通过移风易俗来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其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转变，也让他对民俗的认识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三、改造社会：毛泽东民俗思想的现实追求

就移风易俗而言，毛泽东不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实践家，或者说他的理论研究都是为他的社会实践服务的。毛泽东并未从纯粹的学理上研究民俗，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来采择民俗。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摸索出了发表文章、组建社团、兴办教育等多种以民俗改造社会的方式。

1.发表文章

移风易俗当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做起，学生出身的毛泽东深深懂得文章对于转变人的思想观念的重要性，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民俗学视野的文章。如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分析了人们是否重视体育与区域习俗之间的关系，强调作为个人可以改变习俗、增强体质，并指出了很多人不好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积习难返。

作为《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湘江评论》宣传最新思潮的办报宗旨。如为唤醒民众的科学、民主意识，毛泽东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4〕。为号召国人组织起来，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为题，在《湘江评论》上连发三篇文章，提出只有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打破历史习惯势力的束缚，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针对当时发生的一些与民俗有关的事件，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当康有为反对因修马路而拆毁孔庙大殿时，毛泽东写了《各国没有明伦堂》《什么是民国所宜？》两篇文章讥讽他。有老者认为自己儿子化妆演戏是做了“下流事”，毛泽东写了《哈哈！》一文嘲笑其迂腐。当有人被雷电击死后，面对“五百蛮雷、上天降罚”的迷信言论，毛泽东写了《不信科学便死》予以驳斥。在《女子革命军》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女子的服饰习俗正是男女不平等的真实写照，他认为女子的高髻长裙是刑具、胭脂是黔文、饰物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人赵五贞因不愿嫁于他人为继室而自杀于花轿之中，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就此事连续撰写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十篇文章，强烈谴责传统婚姻习俗对人的残害，呼吁女性解放。

2.组建社团

毛泽东一向对社团有浓厚的兴趣，早在1915年，就曾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5〕。会章明确要求会员不准有赌博、狎妓之类的陋习。从新民学会的名字、宗旨及会章可以看出，学会成立之初是想通过一种团体的生活来改造会员的品性。随着学会成员思想认识的深入，后又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方针。从“改良人心风俗”到“改造中国和世界”，新民学会逐渐具备了“使民更新”的意味。

1919年7月，胡适、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开始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虽然没有参与到这场论争当中，却于当年9月打算在长沙成立问题研究会。从毛泽东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来看，很多要研究的问题都属于民俗范畴或者说与民俗有关，如女子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孔子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还细化为很多小问题，如女子问题又细化为教育、贞操、恋爱、废娼、废妾、放足等十七个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实际上要处理的就是与女子有关的各种民俗。

为积累改造社会的经验，毛泽东还计划通过社团的形式从实践上进行试验。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提到，他数年来梦想在岳麓山成立一个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开展新村建设计划。他认为要想使家庭、社会取得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还要“创造其新”，而“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6〕，就是要丢掉旧时代的旧生活，开创新时代的新生活。民俗属于旧时代的旧生活的内容，理应属于被丢弃的对象。1920年2、3月，毛泽东分别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周世钊的信中，又提起想约几个同志在长沙成立自由研究社、自修大学，创造一种新的生活。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进行工读生活实验，但以失败告终。6月，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到“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7〕。

同年7月，毛泽东与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筹划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毛泽东提出教育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教育者是运用此工具之人，要以新思潮来革新湘潭教育。8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通过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3.兴办教育

从事教育工作，是青年毛泽东的最大愿望。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17年秋，毛泽东开始筹办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在其撰写的夜学日志中，毛泽东认为，由于大多数国人没有经过教育，以致阻碍了政令的推行、风俗的改良等，故“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8〕。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夜学分为甲、乙两班，教授内容为国文、算术、常识三科，在国文课中附以谚语，以便学员学习和理解。对于和民俗关系最为密切的常识，毛泽东指出传说、戏曲等民俗事象虽然也有一些零碎的历史事迹，但缺乏系统的观念和爱国心。

在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毛泽东认为必须把改造社会的重心放在通过教育农民而发动农民运动上。1925年1月，回韶山养病的毛泽东经过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建立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利用祠堂等宗族活动场所创办农民夜校，并提出要用当地农民听得懂的方言俗语开展教育活动。

1926年5月，毛泽东以所长的身份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主持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民俗的角度调研实际的农民问题，他曾拟定三十六个问题让学员进行调查，其中就包括祠堂组织和族政情形、妇女地位、农民观念、宗教信仰、民歌等与民俗有关的内容。这些民俗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收集了几千首民歌，通过民歌可以让人学到很多东西。〔9〕在农讲所授课时，毛泽东讲授了农村教育、农民运动对于解放农民、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学员要了解、学习地理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关系，了解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等地理知识以及它们对于政治的影响等。1927年3月，由毛泽东首倡并筹备的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开办。除了继续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外，毛泽东还讲授了充满民俗色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事件，让学员们明白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找到了一条改造中国社会的新道路——土地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民俗的关注完全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如在开展寻乌调查的五个月前，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中缺少革命歌谣的问题，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责督促及调查之责”〔10〕。《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在卷首就明确了寻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了解富农问题是为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了解商业状况是为制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的策略，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中国革命。随着思想理论的积淀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关注民俗，这一点在《寻乌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阶级分析：毛泽东民俗思想的理论视角

自从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毛泽东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1〕。研究阶级斗争首先要划分阶级，而分类则意味着一定的标准。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人，毛泽东划分阶级的标准具有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2〕。不同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无非支持、中立、反对三种，态度的选择取决于经济地位，而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地位，“确切地说，它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13〕。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的差异在民俗上必然有所体现，《寻乌调查》中，通过关注不同阶级的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毛泽东分析了民俗背后的经济因素，进而准确地划分了阶级成分、把握了阶级关系，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前提条件。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民俗是区域内民众共有的文化和生活，但不同职业、不同阶级对民俗类型性的表现亦有所不同。在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下，毛泽东对寻乌民俗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一些共同的习俗，如逢年过节做米果、馕豆腐、放爆竹之类，而是能够反映不同阶级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的不同习俗上。

吃茶喝酒是当地常见的饮食习俗，但不同阶级的人由于经济的原因对茶、酒的选择并不一样。谷雨之前生产的“雨前茶”（“头春茶”）和十二月生产的“雪子”，由于价格昂贵，都是上等人家才能吃得起的，普通人家一般吃三四月生产的“二春”和七八月生产的“秋子”。酒也一样，用糯米做的黄酒（水酒、甜酒），因其味醇、价廉，农民和城市贫民都喜欢喝。特别是黄酒中的单酒十个铜板一壶，贫民在口渴时可以买了当茶吃。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茶还是酒，价格便宜的反而是消费量最大的，这说明在当地的人口构成中，农民和城市贫民才是人口的大多数。

经济地位的决定作用在信仰习俗上也有所体现，不同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对应着不同的信仰习俗。各种神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懒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统统都是富农地主才有能力举办的。普通农民祈求神佑而立社坛，社亦有会，开会当天，同社的每家来一人，不分贫富，大吃一顿后开堂议事。“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14〕一些信仰组织也反映了不同阶级在信仰习俗方面的差异，如当时寻乌县加入“同善社”的人中，50%是商人，20%是地主，30%是农民，但农民中没有贫农，能够入社的农民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入社后可以交些朋友，对于有些人而言则是利于做官，寻乌县曾有三个县长入了同善社。

一些日常器具不仅表明了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且体现了相应的阶级属性。寻乌城有一家木器店，制作台、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招牌、匾额、书箱、衣箱、壁橱、扛盒、撑格等，但这些木器并不是工农贫民所能消费得起的，它们主要面向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至于工农贫民所需要的日常器具如板子、提桶、饭盆、水勺、菜板、禾篮、谷斗、砻盘、谷箩、谷笪、畚箕、鸡鸭笼、猪笼、磨栏、糠筛、簸箕、篓、筌等等，都只能去价格便宜的圩场购买。从这些日常器具可以看出，面向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主要是高价的生活器具，而面向工农贫民的不仅有廉价的生活器具，还有各种生产工具。从日常器具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这些阶级中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

民俗的变迁往往是社会转型的信号，毛泽东对此予以了特别关注。通过对服饰民俗变迁过程的梳理，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了民俗变迁在不同阶级的表现。寻乌原来的衣服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1920年，随着缝纫机的传入，开始兴起破胸、圆角、打边的“上海装”。1923年流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1929年又兴起七扣四袋而身长的“广州装”。新装在青年人中比较流行，青年学生、农民、工人，除非很穷无钱做衣服的，其他的都已经穿上了新装。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青年群众的鞋子也发生了变化，寻乌南半县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十分之七都穿起了胶底鞋和运动鞋。这与《寻乌调查》中关于“杂货”的记述相符，毛泽东在相关记述中对销售数量较多的一些商品特意作了强调，其中就包括胶底鞋和运动鞋。寻乌男子的发饰在1912年之前一律是辫子，1912年之后一概是和尚头，此后又相继兴起“东洋装”“平头装”“陆军装”“博士装”“文装”“花旗装”“圆头装”等。最新的花样如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流行于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封建地主文化的小资产学生群众之中，而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流行起来。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城乡之间在发饰习俗变迁上的不同步性，当时的寻乌县城和一些大市镇，几乎没有剃光头的，而在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剃光头，农村中剃平头、陆军头的只是一小部分青年群众。青年人容易接受新兴事物，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当然也是革命重点争取的对象。

对于某一阶级所特有的一些习俗，毛泽东也有细致的观察。如占小地主近一半的“新发户子”，他们要么是农民力作致富，要么是做生意致富，这类人往往把钱看得特别重要，不肯花费钱米让他们的子弟进学堂读书。新发户子为了赚钱，会把多余的谷子加工成米子，亲自挑到大圩场去卖。最能说明新发户子贪财的习俗是放高利贷，常见的高利贷种类有年利五分的加五利、月利一分的加一利、对倍利的“捡谷钱”、多倍利的“捡油钱”等等，这些高利贷基本上都是借给贫民的。在放高利贷时，新发户子有时还要抵押品，并借助“订同会”“印子会”等才会放贷。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某一阶级内不同阶层的划分，也会参考一些民俗因素。如毛泽东以贫民是否拥有牛、犁、耙以及拥有的多少、好坏为参照，把贫农分为半自耕农、佃农中较好的、佃农中更穷困的、佃农中最穷的四个阶层。从民俗构成的角度来看，作为与人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动物和人工物，牛、犁、耙是构成民俗事象的基本质料的民俗质，可以“被用来传递民俗信息，形成民俗认知的内容”〔15〕。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够呈现出农业生产的民俗意义。当然，毛泽东并没有从牛、犁、耙入手讲述具体的农业生产习俗，而是把这些民俗质放在一起描绘出整体的民俗图景。半自耕农使用自己的牛、犁、耙耕种自己的土地；佃农中较好的使用自己的牛、犁、耙耕种租来的土地；佃农中更穷困的虽有破旧的犁、耙，但不是每家都有牛，或几家共用一条牛互助合作生产，或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而交给他饲养的牛；佃农中最穷的有犁无耙，因为耙比犁贵，他们只能等别人耕过田后，借牛、租牛耕种那用重租租来的数亩瘦田。

毛泽东还注意到阶级的分化或者说阶层的流动在民俗上的反映。如旧时寻乌多宗族公田，占到寻乌全部土地的24%，在寻乌所有公田中占60%。公田的来源之一是一族的祖宗在世分家时，从田产中留出一部分立为公田，永不变卖。即为分家，祖宗的儿子们得到的田产理应相差不多，当然属于同一阶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子孙必有贫富之分。贫苦子孙和富裕子孙对待祖宗留下的公田的态度也不一样，“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16〕。贫苦子孙之所以闹着分公田主要为了变卖，得钱后还高利贷或买米吃，至于祭扫、慎终追远等已经顾不上了。对于宗族来说，如果没有了公田，与之相关的宗族习俗如祭祖、轮收、分红丁谷、分胙肉、分房股肉、分老人肉等等，慢慢也就随之消失了。对待公田的态度以及对宗族习俗的坚持或丢弃，表明了同一宗族因贫富之别而导致的阶级分化或阶层流动。

毛泽东认为，一些比较模糊的阶级关系也会在民俗上有所反映，如杂货店的店员制度。按行规，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还要帮老板做一年。帮工期间，店员没有固定的收入标准，老板要负责店员的冬夏衣服，当店员回家讨老婆或看父母时，老板一般会以盘费的名义给些钱，有时也会送些礼物。帮工一年后，根据店员的表现，老板决定其去留。无论是留在原店还是另找一家，店员每年都能拿到正式的薪俸，而且薪俸会逐年增多，店员的名称也由“徒弟”改为“先生”。遇到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就当甩手掌柜，把生意完全交给先生来打理，赚钱后分红利给先生。遇到靠不住的先生，老板还需亲自打理生意，以防先生“打斧头”“打雷公”等名吃暗拿的“吃油饼”行为。可见，在店员制度下，无论是徒弟还是先生，他们和老板的阶级关系都不太清晰。

在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下，毛泽东用民众熟悉的民俗来标识不同阶级的特征，采取一种易于辨别的方式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正是毛泽东关注民俗的真正目的。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7〕

五、田野调查：毛泽东民俗思想的资料基础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视调查研究为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多次调查过包括民俗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如1917年7—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了解风土民情。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历经半月余游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地，读“无字书”以了解社会。1920年4月，在由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毛泽东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停留并参观游览。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用三十二天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撰写了民俗色彩浓郁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毛泽东所做的多个有系统的调查中，又以《寻乌调查》的规模最大。

毛泽东开展调查工作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浅尝辄止，而是有科学方法指导的资料搜集、整理活动。在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经验撰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总结出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即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访谈对象应是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根据调查人的能力确定访谈对象的人数、开座谈会前要制定调查提纲、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等。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调查方法属于民俗志的范畴。作为“搜集、记录民俗资料的科学活动和对民俗资料的具体描述”〔18〕，民俗志是民俗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建立资料系统的基本途径就是田野调查。《寻乌调查》在调查地点的选取、田野现场的进入、访谈对象的选取、调查报告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民俗志价值。

1.调查地点的选取

选取调查地点的基本原则，是调查点必须具有研究意义和操作可能。就研究意义而言，理想的调查地点应该具有代表性，通过对它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其他地方的一般情况，而且可以提炼出区域特色，以备后续的比较研究。毛泽东选择寻乌作为调查地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19〕。就操作可能而言，调查地点应该具备进行调查的各种条件，特别是在时间、精力、人手、经费等成本一定的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调查的目的。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时，红军正在寻乌一带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仅为寻乌调查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且确保了访谈对象对调查活动的积极参与。

2.田野现场的进入

对于田野调查来说，是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入现场，不仅决定着能否建立一种良好的田野关系，而且关系到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深刻性。在寻乌调查中，结合调查会的自身特点，毛泽东采取了借助“中间人”进入现场的方式。作为寻乌调查的中间人，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他不仅熟悉寻乌的风土民情，而且在与寻乌毗邻的梅县求过学，领导过寻乌本地的革命斗争，在寻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群众基础。实际上，寻乌调查就是由于古柏的组织才得以进行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古柏不仅可以把所要调查的问题传递给访谈对象，而且还可以翻译寻乌的方言俗语，扫除了调查中的语言障碍；对于访谈对象来说，由于同乡人古柏的在场，他们可以很快拉近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理解并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借助古柏的中间人角色，调查会的双方很快进入了田野现场，并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者，毛泽东特别注重进入现场时的态度，他说调查者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20〕。

3.访谈对象的选取

访谈对象是资料的提供者，影响着田野调查的最终成效。访谈对象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年龄构成，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年轻人思想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代表了民俗变迁的方向。老年人经验丰富，不仅了解事物的现状，而且知晓来龙去脉，了解民俗传承的过程。寻乌调查的访谈对象年龄最小者二十三岁，最长者六十二岁，其余访谈对象遍布二者之间的各个年龄段，这样一个年龄构成利于对民俗概况的整体把握。人生阅历是选取访谈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不同人生阅历的访谈对象，往往拥有不同的民俗知识结构。《寻乌调查》对访谈对象的阅历有简要的介绍，根据这些简历我们可以在《寻乌调查》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民俗资料。总体来说，《寻乌调查》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土地问题和商业状况的，破产小地主、中农、贫农等出身的访谈对象无疑是农业生产、林业生产等民俗资料的提供者，有过从商经历的访谈对象当然是行业、交通、商业等民俗资料的提供者。具体到每一个访谈对象也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如身为杂货店主又曾任县商会会长的郭友梅，不仅熟悉杂货店的货物经营、店员制度等，也清楚寻乌商业兴衰的整体状况。另外，郭友梅加入同善社的经历，也让他能够提供同善社的神灵信仰、入社仪式、修行禁忌、组织层级、运行方式等相关资料。

4.调查报告的撰写

调查报告是田野作业的成果形式，其撰写质量的高低不仅体现着调查者的写作水平，也说明了调查工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在调查报告的撰写上，《寻乌调查》首先交代了调查的目的、调查过程以及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既明确了调查的问题意识，也体现了现代民俗志的田野伦理。接着以方志撰写的体例介绍了寻乌的建制、区划、交通等，让读者对寻乌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等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然后用大量篇幅重点介绍了寻乌的商业和旧有土地关系，描述了寻乌手工业商品在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呈现的兴衰历史，揭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最后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回应了本次调查的目的。《寻乌调查》不是民俗志专著，它对民俗事象的记录在章节安排上有其独到之处。虽然有方志撰写的“横排纵写”特征，但《寻乌调查》并不是分门别类地列举民俗事象，而是根据记述的需要，巧妙地把民俗事象融入到相关章节当中。

总之，作为反映毛泽东民俗思想的经典文献，《寻乌调查》集中展现了毛泽东民俗思想移风易俗的时代主题、改造社会的现实追求、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和建立资料系统的基本途径。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和商业问题的正确措施，特别是土地分配中确立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确保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民俗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62.

〔2〕〔4〕〔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91，305，453，478，96.

〔3〕〔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99.

〔5〕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

〔9〕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很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4-265.

〔10〕〔14〕〔16〕〔1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1，179，178，119.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12〕〔1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3-114.

〔13〕萧诗美，蒋贤明.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J〕.东岳论丛，2012，（8）：7.

〔1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3.

〔18〕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0.

（责任编辑：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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