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样的语言中的 精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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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羽

美术史学者郑岩先生的本行其实是考古，在长年的文物发掘过程中，写得最多的是“田野调查报告”一类的文字。譬如：“八棱净水秘色瓷瓶1件。标本FD4：002—1。瓶细长颈，直口，圆唇，肩部圆隆，腹呈八瓣瓜棱形，圈足稍外侈。瓶颈肩上饰有与肩腹相应的八角凸棱纹三周，呈阶梯状……”这些文字要求严谨而准确地描摹器物，必须客观平实，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然而，面对一件件破土而出、美轮美奂的古物，想到它们能历经千年风霜而依然保持完美器形，并最终和今天的我们见面，谁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郑岩先生也一样，所以他写了《年方六千》一书。在书中，他恣意抒发真实情感，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一件件国宝物什的前世今生。

此书共介绍了约九十件文物。有的大名鼎鼎，享誉海内外，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有的见了虽叫不出名字，但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百戏俑、长信宫灯、五彩鱼藻纹盖罐。还有一些，则很可能是首次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如错金银龙凤铜案、莲花形鹊尾银香炉、木身锦衣裙侍女俑……针对入选此书的每一件国之瑰宝，作者的介绍文字短的不足百字，长的也仅逾千字。郑岩先生是从普通观赏者的角度出发，辅之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用简约的文字提炼出这些美物独一无二的特质，以使读者感悟到文物本身所具有的古雅品格和生动气韵。

有的文物，作者注重描绘其外观；有的，则挖掘其背后的悠长历史；另一些，更强调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殊途同归的是，作者在努力用一种诗性的语言唤醒它们，拉近国宝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如在介绍仰韶文化中有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盘”时，着重解释陶盘上用黑彩绘出的奇特的脸，像螃蟹，像捕鱼人的肖像，也可能绘制的乃是先民的面容。对今人来说，那已然成了“画谜”。但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人们一定都知道上面画的是什么。只不过，答案被遗失在了时光隧道的深处。作者也会从文物入手，回溯一段与之相应的历史。像现今收藏于西安茂陵博物馆的“鎏金铜马”，作者写道：“‘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当初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北击匈奴，设法从西域获得名马。马种进行改良后，形成了头小颈长，胸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的样子。而这件‘鎏金铜马’便是当时良马的典型形象。”作者的介绍不仅言简意赅，还富有文学性。在提到一件“鹦鹉纹提梁银罐”时，认为该器物“材料，工艺，质感，色泽，形状纹样……一切都是盛唐的标配”。之后直接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嘴渐红，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巧妙发挥了古典诗词“言有尽意无穷”的长处。

阅读《年方六十》，能了解不少古代文化知识，也会觉得古代尽管科技尚不发达，但古人的生活依然活色生香。因为从一些小物件中，你可窥斑见豹，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曾缺失过“爱美之心”。有一件从辽国公主墓出土的文物，名为“玉六事”。这小玩意玲珑可爱，是从一朵透雕的莲花上垂下六条金链，挂了玉制刀、剪、锉、勺等微型工具，共六样。其实这种挂在古代女子衣衫上的饰物，源自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实用性工具和武器。至初唐，五品以上的武官可在腰带上悬挂“七事”，即七种小型装饰物，以彰显身份。到元代，它们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女性很喜欢将金、玉、翡翠制的花篮、双鱼、宝盒等寓意吉祥之物，佩戴于身。《金瓶梅》中孟玉楼改嫁时，就“系金镶玛瑙袋，玎珰七事”。书中还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文物，叫作“虎噬牛铜俎”。此物乃古滇国（即现在的云南一带）吸收中原文化元素后制作的青铜件，它以宽厚的牛背作为俎面，直立的牛足即为铜俎四足。牛的前半身形态极为逼真，到腹部位置廓然洞开，一头小牛垂直贯穿，形成十字形交叉。而在牛尾部，更有猛虎伏地，正以利齿进行撕咬。乍一看，整个器物的形态相当具有震撼力和戏剧冲突。但这件文物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生动的造型，新颖的创意，而是提示出了“捕食者未必强，为肉者不言弱”的深邃意义。

《年方六千》和其他介绍文物的书籍一样，也是一物一图。书中配图并非是从博物馆中拍摄来的实物照片，而是由作者的女儿，年轻插画师郑琹语绘制而成。郑岩先生觉得：照片虽能精准摹写文物外形，却难以表现其内在神韵。而依靠富有人情味的手绘图，可多少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起码读者看了会觉得更亲切。于是，父女合作，珠联璧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串联起了一部极简中华文物史。

（《年方六千》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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