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在河里捡到一块金牌，珍藏40年后，在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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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境内的洮儿河发现了罕见国宝、迄今国内外惟一一块元代巴思巴文圣旨金牌，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和蒙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块金牌从质地和规格上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此类牌子。金牌为圆角长方形片状，一端有圆穿，重350克，质地属于金银合金（金含量58．44%），长25．7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圆穿外径5厘米、内径2厘米，圆穿缘上錾刻“张字九十六号”6个汉字，牌子正反两面各有两行巴思巴文字，意为“皇帝的圣谕是不可侵犯的，谁要违背，将会被处死。

有关专家认为，此次元代巴思巴文 圣旨金牌的发现是十分珍贵的，为研究蒙元历史和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扔在地窖里的传家宝

1961年，科右前旗索伦镇索伦屯。一天，一对姓李的夫妇在洮儿河挖取沙石，突然铁锹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老李拨开沙子，一块带有圆孔的金属牌跃入眼里。夫妇俩回到家，随手将金属牌扔在杂物筐里。

1970年的一天，老李的朋友乌力冈到他家做客，闲谈之中无意看到了这块金属牌。仔细擦拭后，乌力冈发现金属牌上有许多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文字。他找来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但是没有人认识。有人回想起家中珍藏多年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上，也有类似的文字。乌力冈猜测，这块金属牌极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要真是这样，他们手上拿的这个金属牌将会是一个无价之宝。

人们的这种猜想让老李坐卧不安，他将金属牌藏在箱子里，告诉别人说已经送人了。就这样，这块金属牌在老李家的箱底静静躺了20多年。

1996年冬季的一天，老李快30岁的儿子李献功坐在床边听父亲讲临终前的遗言。就在这时，李献功第一次见到这块金属牌，这是父亲送给他的传家宝。

在李献功眼里，村子经常会来一些收购古董的商人，他们说是高价收购古董，但是很多非常漂亮的东西只是以几十元或者两三百元价格成交。李献功是一个能干而且厚道的农民，在他的印象中古董是不值钱的东西，一块不起眼的金属牌又能值多少钱呢？他将父亲交给他的金属牌扔在了自家的地窖里。

深藏民间无人识

1999年，做了3年生意的李献功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近2万元债务。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扔在土豆堆里的那块金属牌。

“金属牌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早就会变得锈迹斑斑, 可是这块牌子却没有一点生锈的样子！难道父亲当年给他的这个金属牌果真是个宝贝？它会不会是一块金牌？这块牌子要真是金的值多少钱呢？应该可以把欠债还上了吧？” 李献功暗自猜想。

李献功将这块金属牌拿给父亲的好友乌力冈看。乌力冈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他30多年前在李家见到的那块金属牌，乌力冈把30年前的事儿告诉了李献功。

这块金属牌真的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吗？李献功决定托朋友将这块牌子带到外面找人鉴定。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李献功在乌兰浩特市找到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刘振春，他从事多年古董收藏工作，在鉴别蒙古族瓷器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刘振春被眼前的这块金属牌深深吸引了，从未见过的奇特文字，让经验丰富的他惊愕不已。刘振春立即找到了收藏金属器物品与古玉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张国林。张国林凭借经验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块金牌。为了能证实自己的判断，张国林带着李献功来到了银行，对这块金属牌做成分分析。经过光谱分析仪分析，这块金属牌含金量达到58.44%，其余成分为银。张国林认定这是一件极其难得的收藏珍品。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无论这块牌子是不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它的文物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是非比寻常的。


一次未果的收购

看到成分分析结果后，刘振春也异常兴奋，虽然现在还不能判断牌子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但是就凭制造牌子所使用的贵重金属和巧妙的配比，就足以证明它非比寻常。可以想象，持有这块金牌的人，当年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刘振春打算与张国林合伙买下这块金牌。经过私下商量，张国林与刘振春决定共同收购李献功的这块金牌。

刘振春有一个习惯，在每次交易之前他都会把物品再仔细翻看一遍，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他在金属牌的圆孔处看到了一行文字：“张字九十六号” 。刘振春看到这行文字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刘振春、张国林和李献功达成了以12000元成交的口头协议。在给李献功写下收条，并预付了2000元定金后，刘振春终于将金牌暂时拿到了自己手里。他们相约两周后到刘振春家付清余款。刘振春和张国林则马不停蹄地赶往办公室，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询问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

此时，李献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认为这块金牌有可能远远不止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价格，他想找更有权威的文物专家，对金牌做进一步的鉴定。李献功来到刘振春家，由于双方都不愿达成交易，这次的金牌收购不欢而散。

李献功跑到吉林找人鉴定，但是无功而返。


毁灭性的交易

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再次委托朋友打听一下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看能值多少钱。

当地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李献功爽快地答应了。

金店老板要检验黄金的纯度。老板告诉李献功，他们有一种简便的方法：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将金条放入硝酸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李献功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金店老板的提议。

李献功和金店老板带着从金牌上剪下的一条黄金，来到一所中学的化学实验室。一位化学老师在天平上称出被剪下金条的重量，然后将金条放在加入浓硝酸的试管里，用酒精灯给硝酸加热，硝酸与金属的反应加快了，几分钟后反应完全停止。

金店老板告诉化学老师，黄金里面可能有其他的杂质，建议滴几滴盐酸再次反应一下。 化学老师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某些为牟取暴利的金店，会经常使用浓度较低的王水为顾客清洗黄金，然后用大量的金属锌从反应后的王水中提取纯金。

由于金店老板失信，交易终止了。

刘振春、张国林带着李献功，找到了乌兰浩特市文联原副主席江川。江川认出了金牌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忽必烈年代的巴思巴文。

如果确定了这块金牌上刻的文字就是巴思巴文 ，单凭成吉思汗去世时间与巴思巴文颁布时间的年代差别，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文物。但是，有巴思巴文的文物，大多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能够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功现在只能将这块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
一级文物被拒之门外

李献功找到了在当地报社工作的堂弟李奎功，两人踏上了开往呼市的列车。

李献功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家研究所，竟然被拒之门外。抱着一线希望，他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这家研究所的负责人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他将电脑中的图片放大与拓片比较，结果连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脑里的这张图片是被该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元代银制圣旨牌。

在这位负责人手中的照片上，分明是一块价值更为珍贵的金牌。这位负责人深知圣旨金牌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它的文物价值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这块黄金圣旨牌的学术价值，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家研究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如果有人在文物市场看到这块金牌，研究所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收购回来。

圣旨金牌的得而复失让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坐卧不安，工作人员在古旧文物市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们决定将寻找范围扩大到全区。研究所还将这件事儿向自治区公安厅作了汇报，自治区公安厅领导十分重视，派专人负责，配合追回这块圣旨金牌。
国宝重见天日

2000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包祥教授接到该校图书馆宝音图的电话，说有一个金牌，上面的文字他不认识。当天，宝音图给包祥教授送去了照片。第二天，宝音图带着李献功和李奎功，把金牌拿给了包祥教授鉴定。包祥教授看了金牌很惊奇，上面的巴思巴文他太熟悉了。包祥教授随口读出了金牌上面的巴思巴文，他用音标标注为蒙古文，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 “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

包祥教授很想买下这块金牌，考虑到自己和李献功和李奎功讨价还价不合适，就叫来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基来协商价格。齐木德道尔基手捧金牌大吃一惊：“这是国家一级文物！” 经过协商，金牌以5万元成交，以美元结算。李献功向包祥教授诉苦：“我们来回跑花了不少钱，您看能不能多给两三千？”包祥教授爽快地答应了：“好，再给你们300美元。”最后，包祥教授付给了李献功6300美元，把金牌买下了。

包祥教授想把金牌捐出的事儿一传来，就有人劝说他：“金牌可以多卖些钱呢 ！”包祥教授连连摇头：“金牌到我这里就算到地方了，再高的价钱也不能卖了。”

包祥教授义无返顾地把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在元朝，巴思巴文是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极其有限。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是看到了巴思巴文这种独有的特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了军事保密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部队传递军事命令，那么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文，但能流利朗读巴思巴文的汉族官员，将写有巴思巴文的调兵圣旨和金牌令带到那支军队驻地。汉族官员会在驻军最高统帅面前大声朗读写有巴思巴文的调兵圣旨。蒙古族的驻军统帅很快就会明白圣旨的内容。但是即便这位汉族官员读完全部内容，他也不会明白调兵圣旨上的半点意思。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有人这样认为。

包祥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巴思巴文并不神秘，它是忽必烈为了统一中国的文字特命帝师巴思巴创立的，准备用它译写所有的文字。1271年，忽必烈为了推广巴思巴文，发布诏书规定，大小官员限百日内学会，学好的官员可酌情升迁，学会的庶民可免去一生的乌拉差役，今后只许称“国字”不许叫巴思巴文。在这种推广环境下，巴思巴文并没有神秘可言，用于传递保密军事命令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巴思巴文今天也不神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在文革前后，曾经把巴思巴文作为学生的选修课，能读懂巴思巴文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这块金牌，包祥教授认为，它应该是当时某位高官的“工作证”。

前两年，兴安盟行署曾经致函内蒙古大学，协商归还金牌的事儿。“金牌是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贺其叶勒图提起金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未解之谜

这块圣旨金牌上文字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大元皇帝喻　在长生天的面前发誓，如果谁要对圣旨不服或违背，将被处死。这块圣旨金牌实际上是元朝皇帝给传达圣旨的人的信物。

圣旨金牌的迷团真的完全解开了吗？在同一博物馆保存的另一枚圣旨银牌上在同样的地方也刻有‘丁记六十四号’的字样，字体与金牌上的‘张记九十六号’完全一样。‘号’字也是简体字，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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