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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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温小娟

戴着一副半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脸色红润、精神矍铄……看状态，杨育彬完全不似八旬老人。

炎炎夏日。在河南博物院家属院里，谈及自己59年的河南文物考古生涯，杨育彬言语间流露出无限深情：“河南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能在河南从事文物考古，我深感荣幸。”

未名湖畔求学路

“九·一八”事变后，祖籍吉林的杨育彬，举家从白山黑水间南迁到黄河之滨的中原。从小学到高中，随着父亲工作的不断调动，杨育彬也在唐河、临汝、开封等地辗转求学。“在河大附高上学时，听同学的姐姐描述过北大老师知识之渊博，学校燕园环境之优美，考古发现之神秘，让酷爱历史的我着了迷。到北大学考古，就是我当年高考的梦想。”

1956年8月，杨育彬梦想成真，被北大历史系录取了。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燕园求学的日子，聆听张政烺、夏鼐、苏秉琦、宿白、邹衡等众多如雷贯耳的大家亲自授课，他们旁征博引的精彩讲述让杨育彬眼界大开。同时，多彩的考古实习生活，更是指引着杨育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1961年秋天，杨育彬毕业时，同学们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豪迈誓言。“这是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感恩和承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杨育彬说。

考古天地显身手

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1961年10月，杨育彬进入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二年，杨育彬便接到参加全省碑刻调查的重要工作，这是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当年的中心任务，也是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延续。那一年，从初春到盛夏，从仲秋到严冬，他的足迹踏遍了南阳、许昌、平顶山等10多个县市。

“碑刻大多分布在荒郊野外。那时的交通不便，饥一顿饱一顿更是生活常态。”杨育彬说，他常常独自奔走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之间，徘徊在古庙衙署祠堂之中，摩挲着碑刻与历史时空对话。“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那一年8月上旬的晚上，我独自坐在宝丰香山寺大殿外的石碑上，真正感悟到了戴望舒诗歌里的《寂寞》：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正是源于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考古的热爱，杨育彬也从不觉得这段日子的苦，“那一年，我有11个多月在外奔波。往往刚回到单位汇报完情况，领导就会问何时再出发？当年的敬业精神至今想起连我自己都很感动。”

“通过调查，我们全面掌握了当时全省的碑刻遗存资料。在今天看来，这些资料更弥足珍贵，因为许多碑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到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不复存在了。”杨育彬的话语中，既有欣慰，更有遗憾。

1963年3月，杨育彬单枪匹马到偃师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了南蔡庄遗址、宫家窑遗址、夏后寺遗址等3处重要遗址，并为此撰写了一篇《河南偃师仰韶及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简报，发表在《考古》1964年第3期上，这是他考古生涯中第一次把考古调查收获变成铅字，这篇文章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录入了夏文化考古资料编目中。

接下来的几年，他先后参加了郑韩故城文物钻探、三门峡多座工厂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清理上蔡宋墓等重大考古项目。在考古实战中，他顶烈日、战严寒，不畏艰辛，在一次次出色表现中迎来了更多的机会。

提及闻名中外的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杨育彬是绕不开的人物。1972年至1983年，他先参加后主持了郑州商城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让大家搞清楚了商代城墙的形制和建筑结构；东里路、城北路、顺河路十多座大型房址和几十处夯土台基的发现，展现了宫殿区的所在和布局；黄河路、北二七路的铜器墓、杜岭街和东南城角外侧青铜器窖藏坑的发掘，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其他珍贵文物，把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王都面貌，逐步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踏遍青山人未老

1992年至1998年间，杨育彬先后主持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联合考古、平顶山应国墓地和焦作府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等工作。其中的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了大批精美青铜器、玉器，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西周至春秋的礼制和建立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应国考古学编年具有重大意义，被评为1996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几十年来，杨育彬的足迹踏遍了中原大地100多个县市的山山水水，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同时，他运用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国夏商周考古学、中国河南考古学等领域上的研究颇有建树，出版了20余部学术专著。他关于河南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既有专题研究，又有断代研究，涉及河南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和青铜器、玉器、瓷器、石刻、古建筑等方方面面，让人们在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经济腾飞、现代化河南的同时，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河南也跃然纸上。

2013年，杨育彬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名录。

一生挚爱考古，学术著作等身的杨育彬，1999年退休以后，仍保持着“时不我待”的激情，除了参加学术研讨会、经常到考古工地转转外，还会坐下来写写考古学论文甚至是研究专著。近年来，他编著的《河南考古探索》《河南文物》《河南考古研究》等十几部学术专著，成为反映河南考古学的历史长卷和必据之经典。

在他的书房里，四面墙上的书架，摆满了数千册图书。每天，他仍笔耕不辍，起早贪黑地用汉王笔一字一字地在电脑上写一些文字。他说：“有生之年，我还会再为河南的文物考古作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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