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遗址考古发掘与辽东地区古代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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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楼大茶壶

航拍“东方金字塔”高句丽长寿王陵：吉林集安

辽东地区，在古代泛指辽河以东，鸭绿江以西的长条状地带，在今日，则一般指沈阳市以东的大连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与丹东市辖境。辽东最初为燕国所控制，秦统一后在此设立了辽东郡。东汉至唐初，则是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辽东地区地处东北边疆，气候苦寒，人烟稀少，多荒野山林，少定居开发。因而这一地区的古史研究的文献资料极其匮乏。尤其是汉至唐六个多世纪的时间段内，高句丽控制下的辽东地区缺乏文献记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鸭绿江、浑江流域高句丽山城、墓葬遗址的发掘，为这一断代的辽东历史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辽东地区古史资料的缺失与考证困难

地广人稀的东北：给人一种不一样的美

辽东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一大批县市的共同特征，就是历史上人口稀少开发有限；而且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大部分城市都是清末东北解禁之后，在闯关东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日本侵略势力的开发中建立起来的。在清末以前，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们的历史，因为这些城市可能只是一片蛮荒。尽管有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曾统治过东北地区，但他们也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量的、稳定的聚落；东北始终处于人烟稀少，缺乏开化的半原始状态下。这致使今天存在的辽东地区、政区历史与关内相比较为短暂、缺乏史料记载、族群更换更多。

记载辽东地区相关状况的史籍不可谓少，但内容泛善可陈，基本都只有大略的记载。许多山川、城邑的位置都不甚详略。唐代及以前，辽东地区属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高句丽政权和唐朝的安东都护府相关记载松散模糊，尤其后者只是一个松散的羁縻机构。辽金时史料稍多，但相较内地仍十分粗略。元代以后才有较为详细准确，可以考察指认的记载。元史记载的辽东地区，即辽阳路的辖区内，在辽河、鸭绿江，两江之间，幅员不小，却仅有二府一县，人口仅三万余人，其人烟稀少、市镇不兴可见一斑。

所以，在辽东地区的古史资料较为匮乏的状况下，想要获得新的研究资料，就必须依靠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尤其是高句丽时代的古史研究，一方面高句丽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缺乏确切详实的史料；另一方面也在本地区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考古遗址，给本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更主要的是，这使得田野考古有能力填补本地区文字资料缺失的问题，有力地支撑了辽东地区高句丽统治时期这6个多世纪的古史研究。

2、 辽东高句丽遗址的考古研究

从新汉交际到唐太宗北征，高句丽与汉族势力在辽东地区拉锯长达六百多年。这个曾经称雄东北亚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辽东地区，尤其鸭绿江、富尔江和浑江流域留下了大量考古遗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和墓葬遗址。这一批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与其他城址，吉林省集安县境内的丸都山城、国内城和包括将军墓在内的一批高句丽墓葬。

五女山山城城墙

1990年代末，辽宁省考古文保单位对桓仁县境内的数十处高句丽遗存进行了考察与发掘工作，尤其是1996-1999年和2003年两次对五女山城进行了重点田野考古作业，并出版了相关考古报告。2000-2003年，以及2006-2015年，吉林省内相关考古研究单位则对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遗址群进行了大规模深入发掘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相关考古工作，初步完成了对辽东地区高句丽遗存的分期与认定工作，同时也发掘出为数不少的相关文物遗存。

辽宁本溪桓仁五女山高句丽王朝发祥地：开国都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田野发掘与调查情况，五女山城遗存被分为五期，其中第三、四期为高句丽时代遗存。在位于山脚平地与山上的第三、四期遗址中，发掘出了陶器，还有少量石器、铁器和铜钱等遗物。山城平面上呈不规则形，南北长约1540米，东西宽约350～55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发现有东、南、西3门。山城周围也有4754米长的城墙，其中天然城墙4189米，人工城墙569米。考古发掘报告通过比较五女山城与同为高句丽早期山城的集安丸都山城、桓仁高俭地山城等在城墙建造方法和结构上的异同，以及对比山城中的建筑遗存与发掘出的汉代时期铜钱、陶器与同时期中原形制上的相似点，认为五女山城应该早于其他高句丽山城，大体修建与使用时期为1-5世纪。

鸭绿江铁路国门，威严耸立镇守边疆：吉林集安

之于集安县境内的丸都山城与国内城，则属于高句丽中期遗存。丸都山城位于今集安市区西北2.5 公里的山城子。国内城则位于丸都山城山下。二者的墙面砌石、城门址等在用材、工艺和形态上都呈现出一致的风格。山城上除了石墙遗存外，主要有宫殿址、瞭望台、蓄水池和戍卒居住址4 处建筑遗迹。国内城遗址则在5000平方米的考古作业范围内清理出 4 座房址建筑，并出土了一批东晋青瓷和龙纹砖等遗物。根据对出土陶器构型与城墙的解剖研究，国内城与丸都山城遗址被分别分为3期，但二者的1、2期为高句丽中期遗存，3期也都为迁都平壤后的晚期遗存。国内城与山城都出土了相当数目的高句丽瓦当，对瓦当形制的演变的研究，也支撑了丸都山城与国内城的断代和分期工作。

米仓沟将军墓：辽宁桓仁雅河乡米仓沟村北约500米的山岗上

辽东地区以米仓沟将军墓为代表的高句丽墓葬群年代与城址对应，其陵寝的构造则反映出从积石墓到砖室墓的演变过程，后期的墓葬也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壁画。另外根据考证，所谓的"将军墓"应为高句丽第20代君主长寿王之墓（也有日韩学者判断为第19代君王好太王之墓）。

3、 高句丽考古成果对辽东古史研究的推动

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为其父亲好太王所制

高句丽考古成果对于本地区古史研究的推动，首先就在于为对高句丽政权实际情况的研究提供佐证。譬如，在桓仁县区域内的遗存较少发现在集安县区域大量出土的瓦件遗存，二者的城墙建造也有明显的高低差别，这一系列发掘成果充分说明了辽东地区的高句丽统治时间分野。通过考古发掘与对比，以五女山城为核心的桓仁县区域内的遗存集群，应归属于高句丽早期遗址。记载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著名的《好太王碑》载："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仙上，而建都焉。"《三国史记·高句丽列传》也记载有："朱蒙……与之俱至卒本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宮室，但结庐於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学界长期对高句丽的早期中心"卒本"的具体范围有争议。通过对本地区高句丽遗存的考古作业，这一争议基本被解决。综合《三国史记》与五女山城、各个积石墓群等遗址的发掘考证，这一批约处于高句丽建国前后至建国初期的遗址均分布于今浑江中游附近，西起桓仁县城，东至富尔江与浑江交汇处这一区间之内。那么，大致这一空间即与高句丽发祥的"卒本"相差无几。而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之后的"国内"地区，也就是以丸都山城和国内城为核心，西以老岭为阻，东以鸭绿江为堑，外围有一系列哨所城址保护的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国内区域整体的自然地理防御能力很强，与交通更加便利的"卒本"地区相比更利于自保，反映出魏晋时期高句丽在西进辽河流域的同时，为了规避战乱与内地汉族政权讨伐的防守策略。

丸都山城瞭望台：吉林吉安

另一方面，高句丽遗迹的发掘也反映了高句丽政权与中原汉朝力量的交流、关系史。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的遗存则在三世纪左右有一个明显的分界，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曹魏与高句丽战争中，公元246年（魏正始七年）毋丘俭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高句丽东川王，进而攻克丸都山城与国内城，旋即烧杀并摧毁丸都城这一辽东古史上的大事件。1906年被本地农民发现的《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碑》也直接证明了这一重要战争。如上文所说，高句丽的统治中心由"卒本"退至"国内"，也和高句丽壮大的同时两线作战，一方面在辽河以东对旧汉辽东四郡的不断蚕食性扩张先后遇到曹魏、前燕、和隋唐政权的阻击；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和新罗、百济不断交锋这一不利局势有关。342年，前燕慕容皝侵入高句丽，并将丸都城再次夷为平地。而就在高句丽修复辽东战损之后，百济近肖古王就在371年袭击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主要据点平壤，击杀高句丽故国原王。一方面国内地区过于容易受到中原力量的攻击，一方面朝鲜半岛战略压力越来越大，这促使长寿王于427年迁都平壤，高句丽的势力中心从鸭绿江流域转移到了大同江流域。国内城和丸都城也就逐渐成为了过去式。

独评：

五女山风景区内

但是辽东富尔江流域作为高句丽的发祥之地，对其仍然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五女山城在主体早期遗存以外，也发掘出了带有高句丽中期特征的门址等遗存，这也印证了《三国史记》记载的直到长寿王时，仍有"王如卒本，祀始祖庙"这样的祭祖行为，即高句丽位于"卒本"的宗庙坟陵作为国家精神信仰的中心一直持续到迁都平壤。

而且，考古发掘得到的陶铁遗存也反映了汉文化对高句丽的重要影响。晚期的将军墓等王陵也出现了受汉风影响的壁画，高句丽陶器、瓦当也都在形制上与汉地同类物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好太王碑》等少量的高句丽本民族文字遗存也反映了汉文化在高句丽内的主流地位。总之，高句丽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确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入影响。

总而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辽东地区高句丽遗存的田野考古研究，极大地充实了辽东地区古史研究的资料，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尽管高句丽的考古遗存并不像内地一样丰富华美，但其以山城和积石墓为主的特殊遗存形态，也为辽东古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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