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和野史之间的关系，或许没你想的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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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野史日记，由于很多条友都问我同一个问题——到底啥是野史？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把野史的那些事儿和大家说说。

有很大一部分条友，他们错误的认为正史是真的，而野史是不可信的。潜移默化之下，他们认为真实的历史是正史，不可信的历史是野史，所以，当条友看到一条他不太相信的历史故事，就会说：“这是野史吧！”这样的看法当然是错的。条友们以真伪区分历史，自然说的就是“信史”，而“信史”可以是“正史”，也包含了“野史”。

《清史稿·圣祖纪三》：“壬戌，诫修《明史》史臣覈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

到底什么是“野史”呢？

什么是野史？其实这是一个难题，即使你去问一位历史学家，他也很难给出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义。那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野史，你也不能说不知道呀！所以今天咱们就试着找出一个相对确切的解释来，首先，咱们先查看一下辞海，看一下辞海中对“野史”是如何定义的。

《辞海》的解释极为简单：“私家记载的历史”。根据《辞海》对“野史”的解释来看，野史极好分辨，只要是非“官修”的“私撰”即为野史。这看似清晰明了的答案又让人糊涂起来，真如《辞海》所言，“私家记载的历史”即为野史这么简单吗？咱们先看一下人人熟知的二十五史。

其中属于“官修”者9种：

《晋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

《元史》、《明史》

属于以史官职私撰者2种：

《史记》、《汉书》

属于奉敕私撰者6种：

《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

属于官督私撰者1种：

《新唐书》

属于其他情况私撰者7种：《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南史》、《北史》、

《新五代史》、《新元史》

如果按照辞海的解释来看，二十五史大部分都属于“私撰”，而这些私撰的史书明明应该是野史，为何堂而皇之的算进了正史的行列呢？在私撰的史书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又是“正史”中特别重要的成员。这还只是二十五史中的一部分，如果扩展开来去看史书，《春秋》、《左传》以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巨著皆属于“野史”范畴，但是从来也没听说谁称这些史书为“野史”。由此看来，“私家记载的历史”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至少是不准确的，所以，对于“野史”的定义，应该是更全面、更具体才行。

对野史含义深度探索

既然“私家记载的历史”的定义无法令人信服，那么“野史”究竟是什么呢？

经过查找史书，可以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在诸多的史书之中，都会列有一类“杂史”。“杂史”名目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文曰：“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这里提到的“杂史”是否就是今日所说的“野史”呢？观《隋书·经籍志》中对“杂史”的描述，与今天大众所理解的“野史”极为相似，又不甚确定。

明朝史学家焦竑对各种史料相对价值的分析，在《国史经籍志》史部各类的各个小序中多有辩证的说明，例如其卷3杂史类序中说道：

“前志有杂史，盖出纪传、编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之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与贫而曲笔，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迁，不废群籍，后有作者，以资采拾，奚而不可？但其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在善择之已矣。”

由此看来，“野史”应当归于“杂史”类史书。

“野史”“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说明“野史”的作者众多，大多是“率尔而作”，并不是官方的史官（即为史官，亦是私人撰写，与官方无关），可以自由发挥，不受拘束。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直言抒发自己的看法，无所忌讳的记录史实；当然，也有一个弊端，“野史”“亦各其志”，记述容易过于倾向于作者的个人意趣，不够客观。“野史”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即“非史策之正也”“盖出纪传、编年之外”，体制不规范，不比《史记》、《汉书》体制规范，“笔法”也不如正史来的严谨。

“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此处说法又有不妥，并不是所有的编年、纪传两体均正史。例如《穆天子传》，虽然编次年月，但却不可为信史。

未经皇帝批准的史书，也不能算正史，二十四史为正史，正是由乾隆皇帝诏定。《春秋》《通鉴》虽然是编年体史书，但是却不能称为“正史”，因为它们无法“历朝继作”。

既然如此，野史即为“杂史”吗？非也，在“杂史”之外，还有一类“杂传”，创自《七录》，《宋史·艺文志》以后称“传记”。

《隋书·经籍志二》：“ 魏文帝 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 嵇康 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杂传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刘宋时王俭撰写的《七志》。属于人物传记性质的“杂传”之名，当始于南朝萧梁时代阮孝绪的《七录》，亦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小序。杂传因作者率尔而作，不在正史，离史独立，其传主形象反较真实。

传记的史籍以《晏子春秋》为始，还有《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杂传》等。

至此，我们对“野史”又有了新的认识。

“野史”是“私家记载的历史”，同时又包含了“杂史”、“杂传”，不属于正史的范畴。

看看野史的发展史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汉书·艺文志》

这里所提到的稗官，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稗官所记之遗闻琐事或当代见闻便是“稗史”，有人认为“稗史”即为“野史”，故“稗官”与“野史”连为成语“稗官野史”。

最古的一部“野史”是什么呢？当属《山海经》了，据传此书是夏禹所记。其内容涉猎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山海经》是“小说之最古者”。

但是也有许多人因为《山海经》的内容晦涩难懂，而斥之恢怪不经，这些人中就包含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中的某些情节就有了小说的味道。《晏子春秋》和《战国策》等算是在先秦两汉时期野史中重要的著作。

当时间来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野史作者开始多了起来，有的作品干脆直接以野史命名，例如：《大和野史》等等。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野史撰写形成了繁荣期。这一时期，《四库全书总目》中“杂史”“传记”著作五百余部、五千余卷。

野史的价值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鲁迅先生的看法极为准确，正史的弊端在于“涂饰太厚”，这时候如果想“察出底细来”，那就要看野史和杂记了。由此可见，正史虽然可信度较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又有一定的“涂饰”，此时就要去靠“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的野史和杂记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如果没有野史，只有正史，那历史成为了一家之言，再无真相可谈了。

历史的研究主要以文献、实物、口碑为基础，而这三种资料，有很大一部分都存在于野史之中，甚至有些野史记载，在正史中根本无法查到。

司马光就曾说过：

“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鑑擇之。”——《答范夢得書》

司马光还亲自动撰写了野史笔记《涑水记闻》，可见司马光对野史的重视。

“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严格、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明清野史笔记概述》

综上，正史虽然是我们今天了解历史的主要材料，但是野史在历史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野史对于正史补阙、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极为重要，同时，野史描述历史事件会比正史更加详实，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立体的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本文参考文献：《清史稿·圣祖纪三》、《辞海》、《隋书·经籍志》、《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七录》、《宋史·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二》、《七志》、《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谐隐》、《山海经》、《华盖集·忽然想到》、《答范夢得書》、《明清野史笔记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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