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电影40年：从遗言时代到预言时代
文|李不言
作者简介：文字走狗，电影门徒，理性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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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是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式确信。
今春，《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低头惯了的中国电影，靠着《流浪地球》总算能够第一次摆脱地心引力向着星空仰望，中国科幻片总算进入了它的2.0阶段“预言时代”，即在虚构中眺望未来。
向工业标准最高的科幻片发起冲击，是中国电影追求宇宙浩荡的序章，也是中国电影在大国崛起的空前盛世中对民族自豪感的全然拥抱。然而，不过半年，啪的一声，《上海堡垒》就给了所有遥想着中国科幻扶摇直上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流浪地球》和《上海堡垒》处于评论的两级。
儿戏般的该片提醒了我们理智的重要性，我们不该对当下的中国科幻抱有不切实际的的期许：在电影层面，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未来的想象依旧乏力得可笑。
而这种可笑，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科幻电影的1.0阶段——“遗言时代”——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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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3年，在由上海科教电影厂拍摄的短片《小太阳》里，科幻的种子就已在中国电影的土壤里埋下了，只是直到56年后的今天，这颗种子才破土发芽。我们不禁要问，从《小太阳》到《流浪地球》，中国电影为什么花了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年里，中国科幻片都去哪儿了？科幻电影大体上都根植于未来，《流浪地球》《上海堡垒》皆是如此。然而，本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在这里却体现出了非比寻常的独特性：我们曾经创造了一种新的科幻片类型，即回望过去、重述历史的科幻片。
1963年国产科幻片《小太阳》讲了一群热爱科学的小孩子，想要发明小太阳温暖寒冬的故事。
这一辈的中国影人拍出了《上海堡垒》《流浪地球》，是因为新一代中国人以物质财富为驱动力，对未来世界充满了开荒与征服的饥渴；而无法摆脱过去的梦魇，则让老一辈中国电影人，拍出了八九十年代那些气质独特的科幻片，这是历次政治风波的幸存者对人类文明尖锐碎片的重拾，以及被历史幽灵附身后的喃喃自语。
1988年的《合成人》中一处颇具现代感的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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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上影厂）问世，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片。影片中，两个科学家因为所掌握的技术而被坏人集团迫害。该片对于科幻的实践，还停留在牙牙学语的阶段，倒是片中恶势力构陷知识分子的手段让人印象深刻，确实是阴谋家该有的水准：科学家不听话就栽赃他，等逼得他狗急跳墙，便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疯人院，待他安分了，再作为朋友将其救出，许诺其一个美好的愿景，使其感恩戴德为我所用。
六年后，名导黄建新自编自导了《错位》（西影厂），他在片中引入了高仿生机器人的概念，但他对人与机器的界限这样的议题兴致缺缺，而他叙述的重点是：片中的赵局长虽然被“文山会海”折腾得够呛，但与此相比，被一个赝品取代的恐惧才更是他的噩梦。
1986年电影《错位》是黄建新导演《黑炮事件》的续篇，包含了科幻、政治讽喻、黑色幽默等元素。
《合成人》（长影厂，1988年）里，一位医生把一个农民的大脑移植到了一具国企总经理的身体中，然而包括主刀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仍然是经理，而不是那个农民。他们强行要将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试图用吃药的方式使他忘记过去。他们相信身体，但不相信大脑；在他们看来，身体即权威，权威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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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贝贝》（儿影厂，1988年）是最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科幻片。在影片中，外星人赋予了男主角贝贝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力，但他最终选择放弃这个机会。这其实是相当符合情理的做法，因为成为异类是人类基因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段时期更是被强化成了全民性的“思想钢印”。
1988年电影《霹雳贝贝》的导演翁路明女士是《上海堡垒》导演滕华涛的母亲。
之后的《毒吻》（西影厂，1992年）堪称此类型中的先锋，这部环保主题的科幻片还真具有叫人芒刺在背的力量。男主角三三是个受人类污染之害而降生的剧毒男孩，从一开始他就注定是不容于族群的异类，连和家人拥抱都不可得。他为人类所绝，为天地所弃，故事最后那道天谴般的雷电是他唯一能得到的抚慰。
1997年的《疯狂的兔子》（儿影厂）则是中国土法科幻的集大成者。高高在上的外星文明将人类男孩改造成了他们在地球的使者，这个男孩便像病毒一样在地球收束异端、统一思想、播洒口号。万花筒般的镜头里，所有人都高喊着：“疯狂的兔子，疯狂的兔子……”——为什么疯狂的偏是柔弱的兔子？因为创作者不相信兔子作为个体时的温良，他们相信并警惕的是兔子成群结队时，在某种号召下的集体暴戾。个体时懦弱，结队时疯狂，影片中兔子显然在影射我们的国民性。
1992年电影《毒吻》中的父母由于常年在化工厂工作，体内积累了剧毒的设定具有环保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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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影横跨十几年，由不同的创作者完成，却表现出相似的不安、躁郁及疯狂，可偏偏这些作品的受众群体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
这不是巧合，这是彼时的电影创作者对于“过去”的集体意识。在巨人的影子下，我们都是侏儒。而且，即便巨人倒下，影子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幽灵附身于每个人。多数人沉默不语，少数人用电影道出了幽灵的遗言。
这遗言是《珊瑚岛上的死光》里的那句“科学家要多少有多少”的睥睨，是《错位》里合法身份被剥夺的惶恐，是《合成人》里男主角梦中形如鬼魅的傀儡人以及那双黑暗中无处不在又注视一切的巨眼，是《霹雳贝贝》中贝贝对成为“伟人”的弃权，是《毒吻》中三三既无法做好孩子也无法做坏孩子的天注定，还是《疯狂的兔子》里那段有趣的童谣：“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老牛趴在树枝上，蚂蚁身长三尺六，老爷爷坐在摇篮里。”
这些影片是那个时代里历史幽灵的长啸，它们渐次将疯狂的余烬烧到极致，在孩子的世界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成为了无数80、90后的童年阴影。这种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拍摄它们的人是炮制恐怖的天才，而是因为拍摄者们以影像作工具，完成了对亲历梦魇的变形描摹。
1997年科幻儿童片《疯狂的兔子》中带有八九十年代国产科幻片特有的Cult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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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创作者连小孩子都不放过，非要给懵懂的白纸浸染一角灰暗？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改革开放后，创作者们从压抑中获得了自由，于饥渴里反弹出对表达的贪婪，他们的分寸感彻底失灵。
敏感的灵魂使他们像突然学会说话的哑巴一样，只想用自己最擅长的声带频段传达自己脑海中最先浮上水面的一切，无法忍受任何筛查带来的延迟，以至于本是拍给孩子们的作品，也难以避免地沾染了强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洪水决堤之前，我们不会知道洪水有多愤怒；在我们被电影吓坏之前，我们也无法想象他们在高压中抵达了怎样的疯狂。
孩子们大喊“疯狂的兔子”，被兔子侵入身体，变得疯魔，是对某些时代人们集体失智的隐喻。
科幻电影需要相信未来，但那个时候的创作者们却难以“相信”，他们被历史的幽灵锁死在了过去。
所以，也确实可以说八九十年代的科幻片不是真正的科幻片。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没有拍出高级的科幻片，但我们却拍出了高级的恐怖片。例如《异形》作为科幻片也很恐怖，它诞生于美国人对未知的怀疑与着迷，而我们的恐怖，源于过去的不可切除；他们擅长在未来中获取给养，我们则擅长于历史中获取。日本人爱用鬼魂吓人，可在他们的佐伯俊雄还魂十年前，我们就有了毫不逊色的三三。
而正是在这些阴影引发的噩梦之中，历史在与之并无交点的下一代人中得到遗传，即在我们毫无察觉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历史的染色体。不妨这样说，是历史选择了他们，最终也是历史选择了我们。
1994年电影《魔鬼发卡》与其说是儿童科幻片，不如说是 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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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失常的时代中，不做正常人是保持正常的唯一选择。而当嘴上的绷带被撕开以后，这些人能诉说的就只有来自过去的回声。我们不能从未来中的学到的，从历史中或许可以。
《大气层消失》里有段戏在首尾重复了两次。几个小男孩趴在地上开心地用放大镜烧死蚂蚁，他们乐此不疲，完全意识不到这个游戏的残忍，野夫说“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又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对蚂蚁来说，它们的悲哀并不产生于它们成为蚂蚁的那一刻，而在于它意识到自己是蚂蚁的这一秒。孩子们不会明白对于蚂蚁而言，他们是怎样一场噩梦，除非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意识到他们是另一种蚂蚁。
1990年电影《大气层消失》讲述了剧毒药品泄露后，男孩和 动物们拯救地球的故事。
执行这一场屠杀游戏的人为什么是孩子呢？因为孩子们眼中同时闪烁着钻石般的纯真和人类的未来，当无意识邪恶的岩浆从孩子们的眼中汩汩涌出时，银幕外的我们才能感受到最彻骨的绝望，而这也正是历史上的他们，在那场著名的“党同伐异”运动中所承受过的重量。
所以不光是这些真人电影，那个时期的动画也时常显露着错位的气质。《黑猫警长》（1984），党卫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在了1984年；《邋遢大王奇遇记》（1987），我们见识了墓穴下森严冷酷的老鼠王国；《魔方大厦》（1990），扭曲的线条与诡异的音乐中，常理被颠覆的封闭世界里，最让我们开眼的是那些装在罐头里的断手断脚；《眉间尺》（1991），在红太阳之外，原来还有绿太阳和黑太阳。
根据郑渊洁童话改编的1990年动画连续剧《魔方大厦》讲述了男孩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的冒险。
08
当太阳普照大地，它是万物恩泽；当它的光芒聚于一处，它是毁灭一切的权杖。阳光炽盛时，便会照得人们两眼发黑，就像光曝在胶片上的是黑暗，越光明，越黑暗。那个时代里的人们被太阳聚焦太久，他们被灼伤了；即使太阳下山，停留在他们眼眶里的依旧是伤痕的倒影。
“今天将要结束，明天也将结束，难以结束的是昨天。”人类这种生物，注定要被过去如附骨之疽般追赶。《黑楼孤魂》（1989）里，冤死的亡灵蛰伏等待着未来的复仇；上述那些作品，也许正是历史向未来投出的匕首。这块土地的强大引力，拽住了一切轻盈飞扬的思想，使之砰然坠地，这是我们曾经想拍科幻片却拍成了恐怖片的原因。
1989年恐怖片《黑楼孤魂》讲述了主人公们调查文革时期的一桩凶杀案的故事。
经济的腾飞、民族自豪感的回归与对未来的憧憬，是我们如今拍出《流浪地球》的理由。有趣的是，早在新中国电影人拍出第一部有科幻意味的影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改编自田汉同名话剧，北影厂1958年出品）时，我们就已对民族未来有着不容置疑的自信想象。
从80年代前封闭的正确到80年代后混乱的自由，再到让人不便细说的当下，我们似乎正乘着莫比乌斯环驶向原点。过去，他们集体失语，以沉默对话；现在，在高墙之内，我们蜷缩在代码森林里的动物农场中，千里传音、互设密码，时时警惕猎枪的方向。
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到《流浪地球》，从中国科幻电影的“遗言时代”到“预言时代”，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彻底摆脱历史幽灵的招魂？从《流浪地球》到《上海堡垒》，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拯救了全人类两次了，这是否说明了我们已经对未来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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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郝伊任
排版|透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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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8-12 06: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