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被“怪病”折腾到这份儿上，甲午战争打赢了反而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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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把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天朝上国”由此彻底成了一段历史。严格地说，把它当成近代中国悲催命运真正的开始其实并不完全适用，54年后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是。这场战争承载了太多，它早就成了人们所熟知的话题。我们这篇文章不谈论这场战争本身，而是讲述一些与它有关的、更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是一个棱镜，透过它可以折射出很多东西。

提起近代历史，人们总习惯把“西方列强”这个概念挂在嘴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当时西方国家所谓的“优越性”。在1894年之前，在西方世界眼中，东方也有一个列强，它不是恨不得把整个国家都搬到欧洲大陆的日本，而是清王朝。

“列强”这个词首先由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提出，当时日本人口中的“列强”和咱们如今带着明显贬义色彩的列强不同，它指的就是世界强国，不但包含法、英、美、德等国家，连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曾占有一定戏份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一度被归为列强的行列中。

那么，列强是如何划定的呢？大概有如下几个标准：其一，被称为“列强”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定的军力；其二，包括海外殖民地在内，列强一定要有相当面积的领土；其三，列强通常带有较强的对外扩张性。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近代世界上能够称为列强的国家确实就那么几个，而清王朝正处于严重的衰败期，外有强敌步步紧逼，内有不堪压迫的百姓三天两头搞点事，朝廷内部还山头林立派系混杂，内耗严重，俨然一副风雨飘摇的凄凉景象。

凡事都不绝对，我们不妨先来算算账：全世界约有1.49亿平方公里的陆地，其中有近9%仍攥在清王朝手中；满清治下有超过4亿人口，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尚有十余个附属国，主动服软称臣的小国更是多达40余个。西方列强在海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为的不过是人口、领土和财富。大航海时期以来，每当一块新的陆地进入世人视野，哪怕是一个村庄，各路皇帝国王都恨不得把自家国旗插在上面以宣誓主权。统治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帝国便越强盛——如果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来衡量，清朝被西方国家视为“列强”之一，这也并不十分令人惊讶。

1882年，德、意、奥缔结条约，抱团组成“三国同盟”。这个军事集团带有强烈的目的，那便是遏制英国的进一步扩张。英国自然不会手软，后来分别同法国、俄国分别签订协约，这一番操作便为一战时两大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挖好了坑。正所谓“多一个朋友便少一个敌人”，两大集团为了自己的胜利增添砝码，几乎不择手段。

1902年1月30日，英国正式同日本缔结同盟条约，作为回应，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召见了清朝驻德公使，非常客气地邀请清朝加入同盟集团。一批朝廷重臣对此十分看重，认为着实列强事宜不但有利于提升清国地位，更是可以“以夷制夷”，减少朝廷的外交压力。然而，昏聩的慈禧太后居然坚持宣称：即便是要同列强结盟，盟友中也一定要有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否则免谈。德国见结盟一事久久不见结果，害怕清朝将此事走漏风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作罢。

当然，之于这篇文章要讲的主题，这都算后话了。但那会儿的大清国一天不如一天，单凭家底都能让德皇如此垂涎，可见之前的中国在西方眼里虽然孱弱，但绝对没有到“一无是处”的地步。话说回来，截至甲午战争爆发前，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搞了足足33年了。这场清王朝的自救运动在近代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它给朝廷带来了什么呢？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一瓶美酒，同时还有一罐毒药。

“临时征调罄通国之兵，不过数十万，又况形类侏儒，蠢如鹿豕，见人则肆意攒殴，不辨曲直。”

若我们不给这句话做解释，单单从其字面意思看，它似乎代表着世界超级强国对另一个蕞尔小邦的不屑；要是放到汉唐宋明，它字里行间透出的霸气和“天朝上国”的自信很容易引人振奋，实际上，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一名清朝官员对日本的评价。这位官员的观点代表着一群人，经历了长达小半个世纪的改良运动后，清王朝武器装备更新，“财力充盈”；洋人的坚船利炮咱们有了，洋人有的厂子咱们也有了，况且咱大清国“沿海各关之洋税，内地各卡之货厘，与夫京部省库之所藏，正自取之无穷，用之不竭”；相比之下，“蕞尔岛国，矿产有限，库藏空虚”，一打起仗来，商人都跑了，全国连张纸币都见不到，它凭啥跟咱大清对着干？

朝廷士大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自信并非没有来由：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两顿饭当三顿吃，省吃俭用才搞出一支总排水量约6万吨、舰船不过55艘的“现代化舰队”；清朝备受西方列强盘剥，内困外乏，在诸多压力之下，不伤筋不动骨便打造出三支强悍水师。仅北洋水师一支，账面实力便足以横扫日本全国海军，更是被奉为“世界第九”，这难道不是资本吗？更何况，清朝士大夫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汉人，汉人骨子里有股“万国来朝”的执念。之前咱弱被人打，如今咱强了，惹不起英法，难道还不能找几个软柿子捏吗？

那会儿，朝廷上下一片亢奋，鸦片战争以来，满朝文武鲜有如此硬气：“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日可比，各省设立局厂，岁费巨款制造兵船，日异而月新。枪炮皆系新式，正可及锋而试。勋臣宿将身经百战，叱咤生风，指挥若定，大可与日本从事于疆场，伸历年之积忿，快薄海之人心。”似乎所有人都相信，咱大清国这一仗给它小日本揍狠了，别谈什么“中兴之治”，立马就能重返媲美康熙乾隆的盛世。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大清梦”冲昏了头，朝廷里有一小撮人还是清醒的。李鸿章曾谨慎地提醒朝廷：“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认为中国海军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并不能指望它压死日本。李中堂此话一出，立马招致同僚耻笑。翁同龢说，您李大人执掌军政多年，替咱朝廷做了那么多大事；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清军上下焕然一新，难道事到如今连打一仗的实力和魄力都没有吗？有人又拿出中法战争的例子造势，李鸿章们一番苍白的抵抗之后，百官奋力高呼：“乘机惩戒日本，规覆琉球，乃可一劳永逸。”

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来临前，清王朝统治阶层对自己仍抱有相当大的信心，相比之下，日本在昔日的宗主国面前仍是谨小慎微。1886年，历史上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当年7月，有人在朝鲜半岛挑拨事端，朝廷担心西方列强的介入会导致自己失去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唇亡齿寒。为了平息事端，同时也算是炫耀国威，朝廷命北洋、南洋水师派遣舰队到事发一带加强海防，清朝海军还跑到日军面前大搞演练。日本人看着清朝的铁甲巨舰，羡慕得直流口水。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日本军民挤满港口，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

当月15日，适逢全舰放假，清军士兵跑到岸上“找乐子”，不料同日本警察发生争执，继而激化为一场械斗。日本占据主场优势，市民协助警察，将石块等硬物扔向清军官兵。这场斗殴造成清军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日本警察亦有5人死亡，30余人连同多名长崎市民受伤。本来，清朝水兵跑到人家地盘上“找乐子”还打人，说啥都不占理，但朝廷觉得士兵寻欢事小，但被打事大，一定要向日方讨个说法。北洋水师巨炮对准长崎市区，据说当时还有将领请命夷平倭国，后者当即便认了怂。最终，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医疗费由日本全额承担——清军的这番操作很“流氓”，像极了西方列强，这也算得上是“不平等条约”了。

正如网友戏言：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任何技巧都是扯淡。对清王朝而言，这算得上是压抑已久的一场解放，估计当时朝廷上下心里都为此感到暗爽，然而这种爽快是危险的，也极容易上瘾，甚至演化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怪病”。而对日本来说，“长崎事件”带给他们的屈辱不亚于“黑船事件”，这也令他们在当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曾经的宗主国是衰败了，但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日本想要战胜同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清朝，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此事令日本朝野有了新的、更具体的奋斗目标，海军更是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击败“镇远”和“定远”。不光中国和日本如此认为，连整个西方世界也在观望，直到甲午海战爆发。

我们之前说过，洋务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了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一瓶美酒，同时也带来了一罐毒药。对于清朝而言，武器装备的更新、军力的提升以及财政收入的提高，这些都是救急又救命的。然而重要的是，清朝的统治阶层不像东邻那般，把“全盘西化”当成终极目标，而仅仅是当成维系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其附带的任何阶段性成功和成就感都会增加他们的盲目和不理智的自信，也许正如人们所假设的那般，稍稍调整一下策略，北洋水师能赢下甲午战争；然而，就算是赢得了这场战争，它也只不过是给朝廷又多添了一点“重返盛世”的假象而已。最终，这种恶性积累总有绷不住的那一天。

看一眼如今复兴之路上的中国，那段历史其实并不值得太多遗憾，也没必要总拿诸如“清军体弱”、“炮管晾衣服”这样的借口对那场失败追责或是开脱；英雄总有属于他们的时代和属于他们的赞歌。总会有一场“甲午战争”出现，虽然它并不一定发生在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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