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光(
1512—
1594年),字汝观,号疏庵,明泽州阳城(今山西阳城润城镇上庄村)人,明朝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财政家,官至正一品光禄大夫,曾任吏、户、刑两京四部尚书,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进士。历任江苏吴江知县、河南仪封知县、兵部主事、顺天尹、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南京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万历五年(
1577年)十月起任吏部尚书。以考绩加太子太保,升光禄大夫(正一品)。
王国光像
王国光是“明朝第一相”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他所编制的《万历会计录》,为明清两代田赋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神宗特御“正己率属”给予嘉奖。《明史》赞他:“多才智,掌邦计时,多所建白。”
惟勤惟廉 不受一钱
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县知县。行前,明世宗诏其谈话:“(吴江)人繁物阜,人繁难理,物阜易动,惟勤惟廉,庶其克之。”到任后,王国光在衙门前竖起一块石碑,上书“山西王国光,初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以此表明他惟勤惟廉治好吴江之志。
王国光书法拓片
上任不久,他就减免漕运消耗五万石,并把通常惯例的“火耗”和公堂上的请客送礼习俗,全部取消。县内的赋税和劳役轻重、繁简,他都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在具体执行时,他总是根据百姓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具体情况来征税和派役;还亲往征税,以防下级官吏敲诈勒索。他的这些切实可行的利民措施使“比户额诵”。吴江为富庶之地,县人崇尚奢靡,造成了财力和物力的虚耗。为了扭转该地的奢侈之风,王国光从自身艰苦朴素做起,去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禁止请客送礼,使县民在无形之中受到影响,社会风气得到好转。除此之外,王国光还善于剖析复杂案件。邻县有了疑难案件,常向他征询意见,从而
发现要害所在,同僚称赞他“真神明也”。
任职两年,吴江现“古循良之风”,显物阜民丰之态。离任时,吴江乡宦、名士百余人联名刻石,立《王侯去思碑》,以表对其挽留之情。如今这块碑仍存于吴江。
其后,王国光任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一带)知县。在仪封,他体察民间疾苦,秉公执法,不畏权势,追回王府霸占该县的民田120余顷。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为民请命的行为,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它既归田于民,又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受到朝廷的认可,他仅任职一年就以“循良第一”被调任入京,成为正六品的兵部车驾司主事。后来,仪封县民为报答他的恩情,在县城之西给他建了一个生祠,在祠堂的门坊上画有他的肖像,祠内立有《王侯生祠碑记》。
嘉靖四十年(
1561年),王国光任顺天(今北京)尹。顺天尹除管本地的民事外,还要向百姓征税以承应宫廷的各种需索。在天子脚下任职,一举不慎,满城风雨,声达禁中。更何况众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名绅大侠都云集京城,盘根错节。但王国光却不畏权贵,屡展铁腕。为了减轻民众负担,他裁去不合理征税12000多两;严格秉公办事,杜绝请托走后门的行为,使鸣冤叫屈、诉讼公庭的事件大为减少,京城社会得以安定,于是名声大震。
经天纬地 锐意革新
王国光对国家的突出贡献,是他在任职户部尚书期间的锐意革新之举。明后期,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隆庆六年(
1572年),明穆宗去世,其年仅10岁的儿子
登基称帝,即万历皇帝。张居正受命担任内阁首辅,执掌全国的军政大权,同时开启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改革。在张居正的引荐下,隆庆六年(
1572年)七月,王国光任户部尚书,成为张居正实施经济改革的主要助手。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政,而户部尚书是户部的最高长官,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长。在户部任职期间,王国光强化了户部财政事务的管理机能,恢复国家财政失衡的状况,政绩卓著:
一是精简机构,削减开支。当时,户部簿籍名目繁多,手续复杂,从州、县上达户部就有缮书、输解、交纳等各种费用。下层官员无不叫苦连天。王国光上疏请示予以裁并,去掉繁复文书十之三四。办事人员都称赞手续简便。
当时户部共有13个司,办公地方狭窄,只有各司的
一把手“郎中”一人上岗办公,副职“员外郎”和类同当今办公室主任的“主事”,每天只需点个卯就了事,只有在拜官授职时才到此集合。郎中毕竟精力有限,有事就只好委托手下人员来办。这样一来,日积月累许多弊端就从中发生。于是,王国光命令全体部属人员入署办公,互相监督,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是核实边饷粮食,设立“坐粮厅”。当时,明朝廷用于边防的军事开支严重不足,而各边关每年的支出以及屯田、盐课等项收入也都无案可查。他令各职能部门自核自查,制订长远计划上报批复调拨,使消耗浪费和贪污等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设立“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使验收发饷在3天内办结,极大地方便了各地驻军的供需。三是调控赋税,实行归并责成法。当时全国的钱粮由户部的13个司分别管理。面对这种各行其是、漫无核纪的混乱局面,王国光奏请明神宗,实行了自己命名的“归并责成法”:打破地缘关系,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和浪费。由于行之有效,后来便形成明清两代都沿袭不变的财经管理制度。四是掌握全国财政状况,编撰《万历会计录》。王国光通过整理征收赋税的簿册,加强户部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监督,掌握全国的财政状况。在悉心管理国家财政的基础上,他奉旨编纂了一部记载国家财政收支的专书——《万历会计录》。《万历会计录》的内容包括:全国田粮总额和岁入岁出总数,13司和南、北两直隶田赋,13边镇铜额,内库、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本部职官,文武官俸禄,漕运,仓场,营卫俸粮,屯田,盐法,茶法,钱法,关税,杂课。它是王国光在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明。它的出现,使全国各地的赋税收支有了稳定的参照系数,不致形成大起大落的现象。故《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变法推行“一条鞭”法、革新赋税制度的得力依据,对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王国光任户部尚书4年间,初步恢复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实现了经济的稳定,为日后经济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明神宗特御书“正己率属”给予嘉奖。由于王国光在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得张居正的老对手高拱,也不得不承认王国光是“理财
奇人,当世无双”。
王国光通过加强财政治理,有力地推动了张居正的改革,使政治腐败、叛乱四起、经济萧条、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景象,《明史》称之为“中外乂安,海内殷阜”。
(本文即将刊登于2019年第8期《前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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