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散户,如何才能避开“长生
生物”这种暴雷公司?
7月16日,在聪明投资者和国泰基金联合主办的生物医药论坛现场,一位观众向台上的五位嘉宾提出了这一“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
“临床医学权威”李进、一级市场投资大咖余征坤、实业界临床高管郭晓宁、公募行业ETF领军者梁杏、最牛医药行业分析师徐佳熹五位嘉宾分别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论坛结束两周后,“聪明投资者”在跟台上五位嘉宾和来看了现场的投资圈高管聊天时
发现,大家印象最深的都是这个问题。
嘉宾们到底说了什么?
在科创板第一届
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委员李进教授眼中,什么样的医药企业才够资格上科创板?
如果有一只股票在科创板和港股两地上市,会有价差吗?
对于一级市场投资人来说,如果从一期或者二期临床试验开始投,二期失败了该怎么办?
新药研发九死一生,药企研发高管是怎样看待和评估风险的?
之前论坛上四位主讲嘉宾的演讲实录火爆医药投资圈,实力刷屏,其实后面圆桌环节还有犀利的提问和现场对话,更加过瘾。
以下是当天的圆桌论坛和现场问答的部分精彩摘选。
点击链接查看完整圆桌实录医药论坛实录 | 那场刷屏的医药论坛,其实还有犀利的对话环节刚刚“解锁”|聪明投资者
圆桌嘉宾:
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国泰国药医药卫生指数基金和生物医药ETF及其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梁杏(圆桌主持人)
科创板第一届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李进
济峰资本创始合伙人、前IDG资本合伙人余征坤
交晨生物副总裁、临床开发负责人郭晓宁
兴业证券研究院院长助理、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徐佳熹
梁杏:很多专家都提到,新药研发九死一生。您能不能从药企的角度,谈谈您怎样看待和评估风险,会做什么样的管控。
郭晓宁:我们从几个方面去看风险。首先,要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来支持你将项目往前推进到临床,应用一些生物标记物来指导临床开发。这至少会给你更大的信心,提高成功率。
其次,我们在临床设计、开发模式上要做得更缜密一些,会设计一些adaptive design,利用无缝衔接的临床开发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风险。
第三,我们希望把更多的风险释放在早期阶段。一个失败的药物,我们希望它在一期就失败,而不是到了三期才失败。
这是因为三期和一期的投入是完全不一样的,临床试验越到后面成本越高。我们在早期就去做一些POC(Proof of Concept,临床前药效药代及安全性数据和临床试验相关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风险。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丰富研发管线。我们做一个药,很难保证一定能成功,成功率可能只有10%。我们做十个药,大概率会成功一个。建立一个比较丰富的管线,也是一个控制风险的办法。
李进:关于刚才郭总提到的风险控制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不太懂得临床研究的特点,我们跟他们沟通,有时候很困难。
研究者跟申办者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也是希望你成功的。我希望将来临床申请人能更多听取研究者的意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新药的研究,我跟申办者讲,毒性观察期是28天,28天过后你继续赠药,一直用到病人肿瘤增大了,或者病人不耐受了,你再停。这样我们在一期临床的时候,在观察完安全性后就能初步知道这个药的有效性如何,而且也更能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如果PFS(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无进展生存期,指肿瘤疾病患者从接受治疗开始到观察、到疾病进展或者因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很长,这个药吃了六个月肿瘤都不长,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将来投资二期、三期,风险就不大了。
他跟我说,不行,他的钱很有限,就观察28天,28天结束就不管了。
我反复跟他讲,讲了好多次,他坚决不听。他说要不然我就不做。我也没办法,我说你做吧。
等我们做完了,安全性还不错。要做二期临床试验,这时候他想明白了,还是要按照这个剂量一直用下去。那为什么不在一期的时候就观察下去呢?
开董事会的时候,投资方非常不满,说你浪费我们的钱,浪费我们的精力,浪费我们的时间。
本来在一期临床试验,20个病人做完以后,二期临床试验花很少的精力就可以知道药物的有效性。现在从头再来,又多花500万,还要多花一年时间,这不是搞事情吗?
有时候我们要听临床专家的,特别是在做临床研究的过程中。专家不是害你,是在帮你。这也是一种风险控制。
梁杏:现在医疗行业里的并购算是比较多的,但是生物医药细分领域里面的并购不是很多。余总能不能展望一下未来生物医药领域里面的并购情况?
余征坤:也不能说这个领域的并购不多。我们也研究过美国的退出,美国整个生物医药大健康领域,不只是药,包括器械诊断,绝大部分是通过并购退出的。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以IPO为主要退出渠道。
当然这是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前几年,监管把并购重组这条路给掐断了。小公司并购小公司不太可能,大家都没钱。恒瑞这样的上市公司有些钱,但是也更喜欢自己研发。
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心态跟美国企业有很大区别。
买一个药可能花个2、3亿,找个团队5000万,再给他1个亿,我宁愿从头来做。这种心态可能在
中国企业家里比较明显,喜欢自己做,喜欢有话语权,喜欢把它变成家族控制的企业,父传子。很多民企都是这样。
但是在国外心态就不一样,很少有父传子的企业,它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公司。公司做好了就找职业经理人来管,我的股权是我的事,甚至都不是我儿子的事,美国的很多首富都把股权捐掉了,他们这种心态比较open。
在美国,公司只要做得好,大公司就愿意去收。不会想着从零开始找一个团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再来打败你。他觉得这效率太低了。
资本市场的最大价值就是用钱赚钱。如果说不用钱赚钱,那就不叫金融。
国外很多大公司经历了完整的周期,对金融的理解比中国的企业家更加深刻,他觉得能通过并购、用钱来赚钱是最廉价的方式。
这钱也不完全是上市公司出,二级市场在做募资,并购以后市值大了,所有投资人都受益。这不是挺好的方式吗?为什么非要去从零开始呢?
提到趋势,毫无疑问,在中国,并购退出慢慢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退出通道。因为通过IPO退出真的比较漫长,上市后还有漫长的锁定期,不管是投资人还是谁,可能都没有这种耐心。
如果并购市场不活跃起来,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瓶颈,就像跛了脚一样。别人是两个脚在走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就单腿在走路,肯定是不稳的,走得也不好。
好在我们看到,在新的监管政策下,现在对资产重组和并购又放开了。包括科创板的推出,也增加了退出通道。从未来趋势看,中国并购退出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大。不管是在生物医药还是器械或者诊断领域。
现场观众提问:未来可能会有更越来越多的公司在两地上市,比如说百济神州就是在港股和美股在上市。如果有一只股票在科创板和港股上市,徐总觉得它会有一些价差吗?
徐佳熹: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有一些公司采取A+H在科创板跟港股共同上市。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公告,比较典型的君实生物、复旦张江,这两家已经都公告要申请科创版上市。
另外一些,尤其是以H股架构来做的公司,它搭的不是红筹架构,未来也会有一定概率回来,比如说现在港股带“-B”的公司里的康熙诺。
历史上A+H上市的很多公司都有差价,但我个人判断,以后差价慢慢会被弥合掉。
第一,投资人沟通的越来越多。如果说多年前大家看到A加H可能有一倍甚至两倍的差价,但是现在的AH差价本身就变少了。
投资人变成了专业对专业,在港股投生物医药公司的投资人,一般还是专业投资者。在A股科创板也设立了资金门槛,相对来说,是专业对专业的。随着大家专业水平的提高,大家会慢慢的到一个平台,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另外,从制度的角度看,以前是没有沪港通的,以前QFII的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我记得去年年底我们统计过,外资有1.6万亿,公募基金有1.8万亿,已经非常接近了。
制度的安排导致双方的市场也在融合。你现在服务任何一个QFII客户,他不会只问你港股的标的,它一定也问你A股的标的。
所以,未来差价应该会减少。这两年A加H上市的大市值公司,比较典型的像药明康德,它们的估值差距就没有多大。
现场观众提问:长生生物这个事情,在座四位能不能发自内心的跟投资者说几句,我们要怎么避免踩到这些雷?
余征坤:有一些风险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一些风险很难避免。我认为长生这个事情出问题,它是人为造假,是生产数据造假。公司上市后可能出于业绩压力,规范意识开始薄弱了。
了解疫苗领域的人可能知道,长生生物的事情可能在很多公司都发生了,只有它被爆出来了。其他的疫苗公司只是没有被抓住或者没有被举报而已,比如说不是同一批次的混成同一批次来做。但长生的事件比较恶劣,拿一些过期的疫苗来做。
说实话,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你不可能把这种东西调研清楚。
一级市场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们的尽职调查做得非常深。我可以去查它的生产记录和电脑系统是否匹配。我甚至访谈它的生产员工,如果跟我看到的数据不一样,我就发现它造假了。
但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不管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很难把尽调做得这么深。毕竟它的收入利润没有作假,它真的是赚了很多钱。这种雷是埋得很深的,很难发现。可能只有投资人能发现,我觉得一级市场的投资人应该更能够发现。
徐佳熹:我对这一块比较有感触,刚才余总讲了,雷也分几种。刚才于总把第一类的雷说完了,第二类二级市场可防可控的雷怎么办?
有两个字跟各位在座的领导和同仁共勉,就是“常识”。大家会发现有些公司,账目确实有一些不太说得清楚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账上放着这么多钱,却又要去借这么钱,而且金额还很大。 在其他的医药公司当中,你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这是违反常识的事情。
除非你做的是一些非常尖端的创新,不违反常识确实做不出来。但中国绝大部分公司不是这样的。在出现违反常识的情况的时候,多问几个为什么是没错的。
第二点就是专业能力。如果各位在座的投资人觉得医药的门槛高,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五年以后医药的门槛会更高。
现在大家看的还是以仿制药为主的中国医药市场,五年十年以后一定不是这些品种。如果在这一块做不好的话,那就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把自己的专业能力提到足够高。
我只推荐愿意在这块投入足够多时间跟精力,并且最好有医药背景的人来做这块。或者如果你是老板的话,招有专业能力的研究员。
第二种方案就是把钱交给生物医药ETF,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要么就是投基金,投一篮子资产,要么就是把自己的专业能力提的足够高。
当然你还可以买片仔癀,买云南白药,这类消费品公司,你也可以去买老百姓大药房或者爱尔眼科,这些大家十年以后仍然看得懂。但是在处方药特别是创新药生物药这一块,大家投个股的压力就会很大。
郭晓宁:我是一个制药人,不是很清楚一些公司的账目情况。但是作为制药人来说,我们都是有情怀的。我们是要做真正的好药。
什么叫做好药?我们一般有三个标准,就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我们在做临床试验的设计时,都要按照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操作,对所有数据会有严格把控。而且我们还会开展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稽查,确保这些数据都是真实、可靠、有效的。
我相信通过高标准操作这些临床试验后,我们得到的所有新药临床的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
药物研发确实经历了一些发展历程。我听说,在很早期的时候,一个药可能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用了。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我相信现在在质量方面我们会做得更好。
而且,做药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先要对病人负责,然后再去考虑公司是不是可以挣钱。这样的公司,就不会是雷。
李进:我不是做投资的,谈不出什么技术上的考虑。
长生生物这个事情有偶然性,但是它爆雷是必然的。
为什么是必然的呢?做任何投资,你是投技术、投专利,还是投什么?我认为关键是投人。创始人和他的团队非常重要。
一个是团队的人才流失,第二是内部矛盾。待遇太差,员工自然会有各种不满。长生的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和对员工的关怀不足,爆雷是必然的。
你将来如果要投资,就要投比较老实的公司,不靠压榨工人的汗水、不靠搞投机取巧、搞歪门邪道来赚钱的公司。
梁杏:大家都在diss疫苗行业,我来为疫苗行业说几句话。疫苗行业最近几年搭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处在行业高度景气周期,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增速都是非常惊人的。
但这个收入和利润并不完全是靠黑心生产和压榨员工得来的,主要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疾病防治的需求也有了提高,也有了满足自己需求的经济能力,直接表现就是非必须接种的二类苗的大量接种需求,所以去年好几家疫苗企业的收入增速和利润增速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几百,这是行业景气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那么有人要问了,什么是一类苗和二类苗呢?一类苗就是国家要求你从出生打到大的疫苗品种,二类苗就是你自己掏钱给自己和孩子打的疫苗。比如最近几年非常火的HPV疫苗,还有快出来的13家肺炎疫苗,包括去年年底火到没货的四价流感疫苗,都属于二类苗,HPV和四价流感疫苗都经常缺货。
正是因为老百姓对疾病的防治有了更高的要求,才使得疫苗企业迎来了景气周期。诚然,在疫苗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长生生物这样操作不规范的企业,
但是随着国家严抓疫苗行业的质量,疫苗行业的发展反而会迎来更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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