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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正律师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7月17日，陕西汉中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历经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最终被依法执行死刑。
往前一周，7月10日，河南洛阳常仁尧寻衅滋事一案，法院一审也作出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的有罪判决。
在母亲死亡21年之后，张扣扣持刀杀害了邻居父子3人，理由是“为母报仇”。在20年之后，常仁尧拦路打老师耳光，理由也是报读书时被老师体罚之仇。这是两个“复仇”的故事，但也是两个真实的判例，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复仇与法律的大讨论。
不可否认，我国的“复仇文化”源远流长。例如，“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社会普遍认同“复仇文化”，不仅宽容复仇，有些甚至还会鼓励复仇。大家的朴素正义观似乎就是，复仇者即使犯了罪，也是英雄，也应当被法外开恩。
于是，张扣扣即使是杀了3人，滥杀无辜，很多人还是认为他罪不至死。于是，常仁尧即使是殴打了自己的老师并录制视频进行传播，给老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多人依然认为他错不至罪。张扣扣和常仁尧都是“复仇”英雄，他们的“复仇”故事都根植于中国人的“复仇”基因，自然能够收获巨量的支持者，这本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里，“复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励志故事”，它的本质还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对于任何一个“复仇”故事，大家当然可以各抒己见、快意恩仇；但对于每一个“复仇”案件，法律必须给出一个公断、不容含糊。
公众对于法律的偏见，代入司法领域，就是所谓的法官要不要听取 “民意”的问题。毋庸置疑，法官当然需要听取民意，司法不能与社会脱节，但是公众也应当尊重法律，“民意”也不能干扰司法公正。法治社会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司法与“民意”应该努力做到并行不悖并相互促进。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个社会如果复仇之风盛行，后果必将不堪设想。复仇建立在仇恨之上，而仇恨起源于矛盾，至于是非曲直，当事人往往会各持一词，这就决定了复仇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一个人想要仇恨、想要复仇，很容易找到各种借口，至于这些借口是否成立，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一个刑事案件，即使法院当年已经依法作出了公正判决，任何一方都可以在21年之后再认为司法不公，并且埋下仇恨的种子，精心实施了“复仇”计划；对于一个老师的教育方式，即使在当年的教育环境之下并无明显不当，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在20年之后再认为是体罚，并且埋下仇恨的种子，因偶遇而临时起意进行“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非常重视对复仇“正当性”的审查：汉中市中级法院和陕西省高级法院经复查，认定张扣扣母亲死亡案件的判决依法有效，不存在司法不公问题；河南省栾川县法院判决也认定，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老师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不能认定老师存在过错。
令人遗憾的是，法院还原“复仇”真相的努力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不仅被告人不认账，而且很多网民也不认账。其实，仇恨本身就是无法验证的，哪些能够仇恨，哪些不能仇恨，这难道还能制定出一个标准吗？无论仇恨是否正当，在复仇者眼中，它始终就是正当的。既然仇恨的正当性无法验证，又如何再去验证复仇的正当性呢？
如果说复仇是一种私力救济，那么法律就是国家层面的一种公力保障。法律的作用在于定分止争，有了法律的约束，就不应当再鼓励复仇；有了法律的裁决，就更不应当去复仇。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即使在我国古代社会，复仇也并非是绝对豁免的，相反，大多数朝代的法律都曾明令禁止复仇。
现代社会，法律应该成为“复仇”最好的替代品，司法也应该成为“复仇”最好的方式。法治社会，如果一个人一定要选择私力复仇，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复仇者必须明白，私力复仇只会让自己身陷囹圄，甚至还会让自己“家破人亡”。复仇者还须明白，复仇或许让你一鸣惊人，但无论你有多少支持者，记者、律师以及网民都无法与你一起分担风险。
退一步说，即使张母案件确实司法不公，难道张扣扣就杀人有理了吗？即使张老师确实有过体罚，难道常仁尧就打人无罪了吗？相反，复仇即使合理也不合法，复仇者即使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但是法律也不能法外开恩。这才是法治社会应当秉持的鲜明态度。
从张扣扣到常仁尧，法官的裁判与公众的期待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且判决之后，分歧仍在持续发酵。这就启发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在当今社会“复仇”为何还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无须讳言，张扣扣“复仇”背后牵涉的是司法公正问题，常仁尧“复仇”背后牵涉的是教育公平问题，而司法和教育又是公众长期关注的社会话题。实际上，公众对于案件的关注和讨论，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的事实与证据,支持者们并不关心“复仇”的真相,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社会上抽象的公平正义。
面向现实，社会上确实存在各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公众对此难免会愤慨和不满。而张扣扣和常仁尧，恰恰契合了公众的情绪，他们是催化剂和导火索，他们的“复仇”正好成为了打破社会不公的代名词。
判决下来了，案件结束了，但是“复仇”似乎还远未结束，这超出了很多司法者的预料。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并没有随之解决。
对于司法者而言，公众的舆论海啸自然会带来巨大的办案压力，但是也不能苛求公众能像法官一样来思考问题。对于复仇事件，公众看到的是故事，是社会的不公，如何评价是一种舆论自由；而司法者看到的是法律，是法律的公正，依法断案则是一种应尽的法律义务。
试想一下，如果公众都能像法官一样思考问题，都能作出合乎法律的判断，那法官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复仇”的舆论虽然可怕，虽有较大的副作用，但也折射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美好向往，迫使司法者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案件，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开公正。事实也是如此，公检法在办理张扣扣和常仁尧两案时，比平时更加小心翼翼，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和准确的定罪量刑，努力将两案办成“铁案”。
但是，公众的精力有限，舆论的资源也有限，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获得关注，对于没有舆论的案件，我们的司法者是否也能够小心谨慎的、一视同仁的对待呢？否则，司法者今天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在20年之后，都有可能成为引燃另一个“复仇”故事的地雷。
“复仇”之外，还有一个“避仇”的问题。对于张扣扣的家人来说，若干年后，被害人的子孙辈是否也会前来复仇？常仁尧即使服刑完毕，旧仇未除又添新恨，是否还会向老师“复仇”呢？政府和法院需要未雨绸缪，应当帮助各方制定出相应的“避仇”方案，避免“复仇”悲剧再次重演。
当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当司法变得更加公正之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复仇的分歧会越来越少，复仇的市场会越来越少，复仇的故事也会越来越少。
总之，在法治社会，法律需要维护好公平正义，需要充当好“复仇”的灭火器，既不能放任“复仇”肆虐，更不能对“复仇”法外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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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8-2 13:5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