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辉煌七十事 ?| 遗存现文明 薪火传千载 ——70年文物保护史篇

oscarlo

2019年5月24日，南宋徐谓礼文书公开展出暨武义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这份沉睡了近800年，让世人为之惊叹的“宋史奇卷”和馆藏其他文物一起，穿越古今，来到众人面前。17卷文书，洋洋4万余言，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从2005年被盗掘出土，到2012年被武义公安机关悉数追回，再到如今被悉心珍藏，这些文书重见天日已有14年之久，然而，纸张依然完好无损，文书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刚劲。

县博物馆新馆

回首过去，历代的兵灾水火、现代的运动冲击，以及当代的市场经济大势之下，各类文物、遗迹多有淹没到历史中，化为点点尘埃，而武川大地上的许多瑰宝却有幸避免沦亡于时代车轮之下，得以重现光芒。以匠人之魂，行护宝之事，建国以来，武义这片土地上的文物保护者跛鳖千里、百折不挠，从文物追寻、修缮、维护等多方面发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宝回家 再续辉煌

高鼻凹脸，浓眉大眼的络腮大胡子男性头像端坐手持毕栗，四周罐状的四个俑稍低一头，正面左右二人对面坐着，一个在吹排箫，一个和着音乐的节奏用双手在打拍子，下层瓶腰肩部一周堆塑有身着胡服头戴胡帽的人物和几只小动物……踏入县博物馆的婺州窑展陈区，这一造型独特的堆塑精品便深深吸引众人的目光。“这件展品叫三国伎乐五联罐，它的制作工艺精良，胎釉结合良好、厚实滋润，是武义婺州窑最具代表性的堆塑精品。”老馆长涂志刚说起这件国宝满是宽慰，时至今日他仍无法忘怀它的“前世今生”。

三国伎乐五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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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县推进金温铁路建设。时年2月26日，时任武义县博物馆馆长的涂志刚正在履坦附近巡视考察，做好铁路沿线的考古工作。行至棺山，他突然发现工程改道了约100米，进入了古墓存在性极大的区域。二话不说，他立刻停下脚步，上前与施工队交涉。“那个时候施工队时间紧、任务重，也不能完全停工，我们便商量好由我带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工作，挖到一个墓，他们就给我们让一个墓的位置。”但这还远远不够，涂志刚当机立断找到了履一村的文保员徐希晨，雇了6个民工一起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从2月26日至3月3日，短短几天，考古队就清理出了四座晋墓，出土文物33件，但惊喜远不止于此。至3月27日，发现古墓的数量达到了8个之多，出土各类器物90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对三国伎乐五联罐。“附近的人知道这里有文物，都很好奇地前来观看，他们以前也没见过这么精美的东西，有些不怀好意的人甚至在半夜偷摸来到挖掘现场，想看看能不能捡漏。为了保护出土文物，我就在土坑里弄了一张简易的床，方便晚上看管。”年逾80的徐希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万分感慨。

正是由于其珍贵的价值，五联罐一出土便吸引了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的注意。那时的上博刚刚搬迁新居，一应展厅都还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汪庆正提出要收购该文物，甚至表示即使不能收购，有偿借展也可以。“上博那么大一个国际性博物馆，里面几十万件藏品哪样不珍贵？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对我们县出土的这对五联罐青睐有加，我们多自豪啊！”但也正因为其珍贵的价值和当时我县保存文物的局限性，县里提出了“只借不卖”的要求，将五联罐送上了前往上博的“花轿”，一走，便是24年。

2019年，武义县博物馆新馆落成。怀揣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县博物馆迎回了暌违多年的国家一级文物——三国伎乐五联罐。“我特别高兴，国宝回家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也让本地人来看看！”这一刻，当年的亲历者涂志刚感慨万分；这一刻，年迈的文保员徐希晨难掩热泪；这一刻，我们驻足国宝面前，听到了千年前传来的毕栗曲调，娓娓诉说着当时的繁华。

千年古刹，守护如初

1934年，一顶小轿晃晃悠悠载着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宣平县延福寺，开展了为期九天的考察测绘。攀梁缘柱，梁、林夫妇用众多的测绘手稿和珍贵照片将延福寺记录在《营造法式注释》和《中国建筑史》上，认为“（大殿）实为（元代建筑）罕见之孤例。”一举将延福寺推到了世人眼前，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建国初期，当时的地方名人谢正夫到沈阳看望时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的大儿子谢挺宇时，告知了家乡建筑瑰宝延福寺的荒凉破败现状。谢挺宇对延福寺非常有感情，他听了父亲的讲述后很是着急，随即向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写信，请求文化部对古建筑延福寺加以重视保护，于是延福寺比较幸运也比较早地走进了官方保护修建视野。

林徽因在延福寺大殿做测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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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延福寺成为浙江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走上了文物保护的道路，也迎来了与之相伴最长时间的文保员涂志刚。1965年，涂志刚从部队退伍来到桃溪区文化站，负责延福寺的保护管理工作。“我刚到延福寺的时候，因为长期缺乏管理，阴沟都堵塞了，一点看不出它是省级文保单位。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积水，然后请人制作了省级文保单位的标志碑。”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让延福寺又一次遭受罹损，大殿元代佛像被无情敲毁，整个寺院被陶村大队作为养蚕、养猪场所和农具堆放的保管室。几载光阴转瞬即逝，延福寺等来了改变其命运的守护者——童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省桃源县人童炎调入设在县文化馆的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工作，成为我县第一位文物专职干部，开始着手抢修延福寺。“1973年正处于文革的热潮中，抢修寺庙这种被划为‘四旧’的东西得有多大勇气，他真的特别了不起。”在涂志刚的回忆里，童炎顶着挨批斗的风险，多次到省文管会要求抢修延福寺，终得偿所愿，获得了一万元的拨款。刻不容缓，1974年延福寺开始筹备大修。

“那个时候我和童炎两个人也不懂修缮技术，省里的专家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到现场指导，只能告知我们维修方法，一边摸索一边修复，便有了‘逐步拆卸落架’、‘依葫芦画瓢’、‘伤兵带拐棍’等手法，以保持不塌不漏。”延福寺的修缮从来都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保护，民间的支持也尤为重要。涂志刚印象中最深刻的除了那段上下跑的日子，还有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在村落的布局中，都会有一颗风水树，多为樟、松、柏、楠等不易霉烂的长青树，护佑一村风水命脉，而这些木料正是当时延福寺修建所亟需的。“当时修复时的原则就是原来是什么木料就要用同样质地的木料，但好的木料很难找，我们只能把主意打到村里的风水树上。群众们都说：‘你们用到就尽管砍去。’他们毫不犹豫的态度给了我们极大支持。”此次大修后，县文物图书清理小组设专人管理延福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专家学者以及多方人士肯定延福寺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的同时，一致呼吁要对延福寺大殿采取全面的综合性的大修，并于1999年5月启动“世纪大修”，为之后的延福寺保护修复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4年12月29日，延福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复和扩建工程“甲午重修”拉开序幕，青年文保员刘昱甫也通过人才引进来到武义，和延福寺正式会面。“这次修复工作我基本全程参与其中，从大殿的修复到资料的展陈，从绿化景观的铺设到管理制度的设立，我都历历在目。”时光倒回2016年，刘昱甫在延福寺已经呆了大半年，因为寺内禁止油烟，他每日都与师傅们一起吃斋饭，不沾半分荤腥。但对他来说，吃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延福寺修建期间正是寺内菩提树结果的季节，当时还未修建围墙，工人和当地人时常会在夜半举着手电筒前来捡拾菩提果制成手串贩卖。“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常常碰到他们因为菩提果发生争执，安抚他们的同时还要注意不破坏寺内的建筑、文物，想想也是蛮特别的经历。”时至2016年12月29日，延福寺开光法会隆重举行，用巾拂尘、举镜照空、朱笔点六根，佛光乍现普照十方，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千年古刹钟声再响，浙南延福寺的山门历经风雨，几度兴衰，再度绽放出令世人惊艳的身姿。

1978年延福寺远景

2016年12月29日延福寺修复工程竣工仪式现场

揭秘历史，薪火相传叁

2001年3月，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偶然发现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据传出土于武义近郊一座古墓的文书。从显示的信息来看，这卷文书记录着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南宋官员的当官经历，内容前所未见，而且保存十分完好。如果这卷文书是真的，那它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物价值将不可估量。对此既震惊又怀疑的董三军，找到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代历史文献专家郑嘉励。在研究过照片以后，郑嘉励认为，这件宋代文书是真品的可能性非常大，且目前在国内还未发现保存如此完整的此类文物，堪称国宝！

徐谓礼文书

专案组办案民警清点缴获的徐谓礼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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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众人匆匆来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将照片递给刑侦大队队长李浩，神情凝重地说：“这照片中的物品，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有可能是我们这里或者其他地方古墓葬中的珍贵文物被盗了。”听完介绍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专案组”，对此立案展开侦查。一张不知出处的照片，无法判断案件发生地，案件的侦破一开始就如同大海捞针。专案组人员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决定先从这张照片的来源入手。

照片是从一个叫“小吴”的古玩收藏家手里得到的，小吴曾说有人向其推销过这件东西。侦查人员通过多方调查，发现小吴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收藏古玩，与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接触较多。与小吴接触后得知，这张照片是另外一个本地人介绍给他的，专案组以武义为中心，先后辗转了福建、安徽、江西以及浙江本省的一些古玩市场，最终将焦点聚在了一个叫“阿兴”的人身上。“我们发现阿兴和履坦人程某联系较为密切，通过调查发现他曾经向打铁店订制过洛阳铲，这是专门用于挖墓的工具。所以我们初步确定此人有重大嫌疑。”李浩说。办案民警乔装成“富二代”买家，顺蔓摸瓜追查文物线索。2011年12月28日，警方将嫌疑人程增达、杨月法等五人先后缉拿归案，13卷徐谓礼文书也在这几个嫌疑人家中被缴获。2012年7月5日，又将流散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追回。至此，17卷文书完璧归赵。

《徐谓礼文书》共有17卷，各卷长度不一，共计长32.2米，宽约39.5厘米。包括三方面：“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其中，告身10道，敕黄11道，印纸批书80则，共有4万余字。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低层到中级、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充分展示了南宋时期的官僚制度、政务运作和社会风情，填补了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如今，17卷文书被妥善安置在县博物馆展陈厅，近100平方米的空间里，昏暗的灯光下，文书整齐有序地摊开摆放在恒温恒湿的展示柜里。“陈列室是对标世界一流博物馆标准建设，投资1000万元，全部采用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珍贵藏品所用的德国汉氏展柜，由德国工程师耗时半月现场调试安装，保护水平达到国内领先。且整个空间严格控制灯光亮度，最大限度减少文书的自然损耗。”县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这里，文书穿越了八百年，将南宋一朝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一一揭秘，书写着历史几千载的风雨变迁。

馆藏文物11459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35件，三级文物300件；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一个个数字背后是县文物保护者数十载呕心沥血的付出与努力，古今变迁不过一瞬，但承载在其中的情感却无法估量。近年来，我县文物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但也要清醒看到，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更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记者丨吴杭欣

编辑|陈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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