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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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收藏家王世襄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曾以直言敢谏，反对慈禧太后修颐和园而闻名朝野；父亲早年留学法国，曾出使墨西哥，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亦出名门，能诗善画，系著名画家金北楼之妹。

然而，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中，王世襄却从小行无正步，坐无正姿，顽皮透顶。

大约六岁那年，王世襄忽然得了猩红热。

病毒迅速蔓延到已经9岁好学不倦的哥哥，结果哥哥抵抗力弱，不幸夭折，他却挺了过来。亲友们私下议论：“人死总是死好的，坏的死不了……”从此，对这唯一的儿子，母亲金章更是百般娇宠。

对于玩，王世襄可谓天生异禀。他8岁就能“飞檐走壁”，爬墙放鸽子。一根轰鸽子挂着红布条的竹竿上下翻飞，打得房檐无一瓦全。进步也是奇快，不久便成了行家。长竿子不用，换了短竿子。指哪只，哪只出栅子门。落在房上一动不动，一跺脚全部腾空而起。

10岁时，金章女士把王世襄送进了东城区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父亲曾留洋，他一口流利的英语深得老师喜爱。只是由于一连数周英语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斥道：“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oor，即不及格)!”

初中时，王世襄养狗、玩葫芦、养鸣虫也在北京城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至今记忆深刻。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隆冬天气，在众星捧月下，举着白鹰来到城外旷野。不远处有野兔子逃窜。他冷静扬手撒鹰，白鹰如一道闪电般急掠而去。这时忽然天降大雪。他一路狂奔，于是鹰追兔子，人追鹰。雪地上留下杂乱的脚印，鹰飞得无影无踪。王世襄在雪地里环顾左右，瞠目结舌。

导师：“替”出来的患难夫妻

中学毕业后，王世襄进入燕京大学理学院读医学预科。虽然他对猩红热没有好感，不想当医生，但无奈父母之命不可违。

王世襄依旧玩得忘乎所以，主课门门不及格，本应开除，但看到选修课分数颇高，就给他留了一条生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

这让王世襄一下子轻松了，他自幼学习诗词古文，功课根本不用准备。在校长司徒雷登和外国教授的茶会上，他西装革履，潇洒现身，满口烂熟的英语，让人高深莫测。而后，又忽然披着铜纽扣的大襟棉袄，腰系骆驼毛绳，穿鹿皮套裤，举着大鹰，招摇走过校园，令窈窕淑女们敬而远之。

虽然有种种“怪癖”，但他还是和同学关系和睦。经常替同学完成诗词作业。还请他们到自己的园子里赏芍药。吃草莓，打枣……大学毕业后，王世襄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画论，1941年拿到硕士学位。

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学的女生来找王世襄。她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请他来做导师。于是王世襄便成了导师，为使小姑娘通过论文关，他不但导，而且替。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位袁小姐的祖父曾任东北奉天中国银行行长，外公是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五弟，在北京是有数的人家。

结婚之后，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妙不可言，除了会写字画画外，其他全不会。就做饭而言，剥蒜可以，因为里面有个白的东西。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后来，他们一起历经了重重苦难，袁荃猷女士不但日常生活样样精通，而且成为知名的女学者。她毕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精于描花剪纸，所绘明清家具图，令美术家们也为之钦佩。王世襄的明清家具研究著作中的家具素描，许多就是她精心制作的。

《锦灰堆》中收人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便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极为沉痛。

侦探：挽救国宝的“接收大员”

读研究生期间，王世襄遭受到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母亲金章女士去世了。

母亲最疼爱他，并一直对他寄予厚望。他简直痛不欲生，后悔自己知道母亲身体不好，却很少孝顺过她，把一份本应该给母亲的情，变成了父爱，统统奉献给了他的宠物们。

毕业后，王世襄想到故宫博物院去工作，但因为日本的侵略，当时故宫大部分文物精华早已迁往四川。1943年，王世襄到了山城重庆。他本想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却遭到了时任所长的傅斯年坦率而粗暴的拒绝：“燕京大学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研所!”

王世襄又找到和家庭有渊源的梁思成，到他主持的中国营造社工作。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古代家具和中国漆器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京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他现在还记得，当时办公室设在北海附近的两间房子里。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忽然成了“侦探”!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经过明察暗访，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最后直到通过其父友人，找到了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1946年，他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存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价值连城。由美军配合押送，故宫派了十多个人开匣验收。送人故宫延禧宫库房。

1948年5月，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王世襄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在国外，他更加明白自己的研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1949年6月，他回到香港。一个多月后。搭乘大陆解放后第一艘由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回到了祖国，任故宫博物院古玩馆科长。

藏家：收藏也是“体力活”

徐悲鸿早年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独持偏见”，下联是“一意孤行”。

回国后，王世襄开始收藏研究明式家具及各种漆器时，正是这样一种心境。他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些“宝贝”即将经历浩劫，开始发疯似的搜寻。

一辆28型的自行车，车后是一个能装一二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有各种包袱，麻包片。从著名收藏家到一般的市民，从古玩铺到杂货屋，乃至旧木料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和车辙，车上是他买来的小条案、桌、椅、方凳等。

能买就买，买不起或不准买的就拍照，无论是朋友家，还是遇上的，他都不达目的不罢休。亲自带着摄影师，赔笑脸，求情，好歹要拍下来。也多亏了早年飞鹰走狗练就的体魄，那些名贵的紫檀、黄花梨木都属于扔到水里沉底的木质。他也要搬到亮处擦拭干净再拍摄。

“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灭顶之灾。他不得不“自我革命”，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而这种明智之举却让他的珍品躲过一劫，日后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至于王世襄所藏珍品的价值，在今天已无法估量。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曾举行“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仅竹雕器就推出14件，100%成交，最贵的一件“明朱三松竹根雕老僧”拍出264万元。

真正让媒体开始关注王世襄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图文并茂，一部一尺左右、两斤多重的精装大书。

然而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明式家具研究》后面的一千多条名词解释，正是王世襄拼着30年的精力，整天和普通工匠玩在一起，才能写出来的。那时他们冬天穿着棉袄，夏天穿着裤衩背心，喝着二锅头，吃着猪头肉，玩得亲密无间，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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