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种怪病突然肆虐整个日本。
患者原先只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与平常拉肚子没什么区别。
但服用了止泻药后，情况却不见好转。
随后这些病人的舌头开始长出绿毛，连排泄物都呈诡异的绿色。
再后来病情就不容乐观了，他们下体开始逐渐麻木。
从脚趾开始，这种无力感一步步向上蔓延至臀部、腹部，最后整个下身瘫痪。
此外这些患者还伴随着视神经受损，视力不断减退，直至失明。
在这些下肢瘫痪的病人中，有5%-10%会被病症折磨至死。
疫情也一年比一年严重，到70年年代初已增加至11000多位受害者了。
当时整个日本是人心惶惶，都在担心病魔会找上自己。
然而即便每天提心吊胆也无补于事。
因为他们对这怪病是一无所知，更别提如何预防了。
整个日本，花了足足十几年调查，都没有办法查出病因是什么。
除了根据病症将其命名为斯蒙病（SMON，即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的缩写），日本科学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批斯蒙病受害者
当时所有人都将此病定性为，由微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他们卯足了劲去想找出病毒、细菌或寄生虫等病原体，但始终一无所获。
然而，当科学家终于将研究方向拨乱反正，情况却让所有人难堪和尴尬。
查来查去，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款流行的止泻药才是罪魁祸首...
斯蒙病疫情开始之时，也正是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流行之时。
当时许多斯蒙病患者走进医院，首先被怀疑的就是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
因为这种病毒会闯入一些感染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病人的瘫痪，甚至死亡。
由于症状有一定的相似程度，所以科学家都怀疑：这虽是一种新病毒引发的疾病，但该病毒极有可能类似于脊髓灰质炎病毒。
电镜下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于1909年首次被分离出
当时这些疫情主要在7个区域流行。
它们总是在特定的城镇周围发生，在家庭内也可以看到显著的传染性，许多爆发点还是以医院为中心向外传播。
此外，每年的患者的新增高峰都出现在夏末，仿佛也暗示着这是由昆虫传播。
根据这种种特征，科学家觉得已有把握认为这种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
所以大家也希望，能够尽快能够找出这种既引起腹泻、又会导致下半身瘫痪的病毒。
然而群策群力的病毒狩猎没成功，病情倒日渐严重了起来。
从1959年的每年数十例，到1964年已增加到了每年161例。
恰逢1964年又是日本东京奥运年，世界各地游客齐聚日本，大家都害怕疫情会更加失控。
更糟糕的是，46名新病人还扎堆地在户田市（东京奥运会的一个赛点）周围被发现。
“户田病”这个名称走红，但群众却完全不知如何预防，人人自危。
不过转机总是潜伏在危难中，就在这一年研究仿佛有了新的突破。
久留米大学的病毒学家Masahisa Shinggu，就在SMON患者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毒。
埃可病毒（ECHO），即肠性细胞致病性人类孤儿病毒的缩写，它于小儿麻痹症研究期间被偶尔发现。
当时科学家就已知这种病毒能感染肠胃，但尚未发现它能引起什么疾病，所以这种病毒才被称为“孤儿”。
所以病毒学家就大胆地推测，这种病毒能像脊髓灰质炎病毒一样，会入侵神经系统，导致瘫痪。
然而正当大家以为要破案时，病毒学家是怎么也定不了埃可病毒的罪。
因为他们在接下来的整整四年里，都未能再次从病人身上分离出埃可病毒。
此外，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病人以前曾被这种病毒感染过。
毫无疑问，埃可病毒是被误会的，这一假说也宣布破产。
虽然研究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原点，但因坚信这是一种传染病，日本科学家的共识仍是寻找未知病毒。
只是无一例外，都是一厢情愿罢了。
例如后来的重点怀疑对象柯萨奇病毒、疱疹病毒等，不是实验室污染就是无法重复实验。
就连最特殊的朊病毒都考虑在内了，研究还是一筹莫展。
那时，已经距离首例斯蒙病人发现有15年时间了。
朊病毒导致大脑组织呈海绵状
其实在追捕病毒的过程中，科学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一些矛盾的现象。
例如，这种疾病仿佛就特别青睐于中年女性，在男性中并不常见，还几乎不发生在儿童的身上。
更重要的，病人的症状也都不符合微生物感染的条件。
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体受到感染，都会出现血液或其他体液的显著异常。
但这些病人是既没检查出体液异常，也没有出现任何发烧、皮疹等微生物入侵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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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非传染病特征，当时的专家也怀疑斯蒙病是由农药、或其他坏境污染所引起的。
毕竟当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正闹得不可开交。
日本水俣病事件
但事实上，斯蒙病患者是城市多于郊区，厂矿附近也未见患者增多。
此外，在测定斯蒙病患者血液、尿液时，也从未见重金属类或农药成分超标。
所以农药、环境污染的假说，通通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1955年开始到1970年，患者已累计到一万人了。
但十几年过去了，除了名字人类对这种疾病是一无所知。
不是微生物感染、又不是环境所致，即像传染病、又不像传染病...那真正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直到1970年，专家才终于注意到了斯蒙病患者长满绿毛的舌头。
而这，也成了多年研究的转折点。
斯蒙病患尿液中的绿色针状结晶
当时一位药理学家H.Beppu博士访问了冈山县，想调查日益严重的疫情。
他发现，这些病人中不少都出现了绿色舌苔和绿色粪便，而尿液中更是存在绿色的针状结晶。
经过药学专家的分析，这绿色的物质竟是氯碘羟喹（Clioquinol）的螯合物。
而氯碘羟喹正是用于治疗阿米巴痢疾、以及旅行者腹泻等肠胃不适症状的流行药物。
氯碘羟喹
当时H.Beppu博士还巧合的发现，这些斯蒙病患者都在服用这种药物来治疗早期的腹泻。
所以一下子，仿佛就真相大白了。
氯碘羟喹药害假说随即被提出，当患者腹泻、肠胃不适时，医生就会给他们开这种药用于治疗。
因为服用了大剂量的氯碘羟喹，病人也因此患上了可怕的斯蒙病。
CIBA出产的氯碘羟喹类药物
更糟糕的是，斯蒙病被认定的症状之一就是腹泻。
而为了减轻症状，更大剂量的氯碘羟喹就会被病人摄入，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此外，一些医生还认为提前服用氯碘羟喹能防止病原体侵蚀肠道，从而起预防斯蒙病的作用。
所以不少医生、护士以及病人家属，本不该被卷入到此次药害事件，却无意间患上了斯蒙病。
虽然还未算一锤定音，但抱着“疑者不用”的宗旨，日本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停售了氯碘羟喹。
毕竟，美国曾经的“反应停药害事件”教训，还历历在目。
果然，在这之后斯蒙病的发病数量马上大幅下降，疫情也在1973年戛然而止了。
而随后的大量调查结果，也都坐实了疫情的氯碘羟喹假说。
据统计，96%的斯蒙病患者在疾病前确实服用过氯碘羟喹，且剂量越高病情越严重。
而全日本的斯蒙病案例数，也随着氯碘羟喹的销量水涨船高。
一种含氯碘羟喹的药物ENTERO-VIOFORMO
此外，之前的不少疑点也逐一被揭开谜底。
例如疫情多发于中年妇女，却几乎不发生在儿童身上，是用药多少的原因。
而疫情常聚集于家庭和医院中，也同样符合医生开药与家庭用药的习惯问题。
此外，这种药在日本给药量和给药时长都远超于其他国家。
由此可见，滥用非必须药品也是推动疫情的一大原因。
说来惊人，其实氯碘羟喹主要生产商CIBA（在1970年与GEIGY合并）当时就已经知道这种药物会引起的不良反应了。
曾经瑞士一名兽医就向CIBA报告了，多条狗因服用了氯碘羟喹而癫痫发作的案例。
而在CIBA自己的实验室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动物服用药死亡的案例。
然而可悲的是，CIBA只向兽医发出了警告，说这种药物只是不适用于宠物。
但对于我们人类，制药商仍宣传氯碘羟喹可以安心使用，并不会进入血液被人体吸收。
致命的药物
不仅如此，还有证据显示这种药物其实是无用的。
195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620名志愿者的双盲实验中，就发现安慰剂组的无害糖丸，竟比氯碘羟喹在治疗旅行者腹泻中更有效。
到1974年，美国FDA就直接宣布其对旅行者腹泻的治疗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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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时盛行的小儿麻痹症是天灾，那么症状相似的斯蒙症则更像人祸。
这11000多名患者的发病、残疾与失明，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灾难。
这也是日本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药害事件。
但除了日本地区外，这次事件仍然鲜为人知。
毕竟这个悲剧的原因，说出来不但沉重，更是荒诞和尴尬得让人错愕。
*参考资料
Bryan Ellison＆Peter Duesberg.SMON Fiasco.1996
Jeanne Lenzer. When the Cure Is the Cause: The Case of the Green Hairy Tongue.2017.12.15
The pill that killed.The Age from Melbourne, Victoria.199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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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8-14 07:2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