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让4000年前文物“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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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华和李敏儿，佛山陶瓷领域仅有的两名文物修复师，最近一年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茫然及焦虑中，他们感觉自己“下岗了”。

在一年前的三年多时间里，二人从摔碗学艺，待在冷清的临时工作室里，与手术刀、毛刷、钳子、酒精灯等几十件修复工具做伴，给残破的文物做“手术”，让它们恢复原样。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热映，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师们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零距离呈现，文物修复师也一时成为“网红”。

“我们已修复了上百件陶罐，内心满是成就感。”麦李二人说，小众行当的文物修复师能受到国人如此重视，令他们欣喜。但沮丧的是，在完成了4000多年前三水银洲贝丘遗址的项目后，他们无活可干，又回到了三水博物馆原来的“打杂”岗位上。

不甘心写在脸上，他们渴望三水能设立一个文物修复点，能让他们学有所用，艺有发挥，继续为文物修复做出贡献。

偶然的入行

就像小孩看到大人完成一幅大拼图一样，好奇之下来了兴趣

在三水博物馆，麦华和李敏儿都是上十年的“老员工”了，从事的也都是他们自认为的“打杂”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平静得像一摊水，起不了波澜。

进入这一行，纯粹是一种偶然。2013年，省文物修复专家柯传伦来到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开展文物整理修复工作，麦华和李敏儿被馆里调配协助，给柯老师打下手。

“我们是半路出家的外行，看到柯老师不停地忙着寻找碎片、修修补补的，我们觉得很繁琐，也很麻烦，头都大了。”麦李二人说，但跟着柯老师打了一段时间的下手，看到上百片的碎陶片在老师的修补下，还原成了一个完整的陶罐，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像小孩看到大人完成一幅大拼图一样，好奇之下，也来了兴趣”。

学艺从摔碗开始。按照柯老师的安排，他们要从最基础的入手。“我从超市买了两打碗回来，一只一只摔碎在地上，然后用502胶水去粘接好。”李敏儿说，修补这些碎碗的过程很痛苦，修复的每一步骤都要得到柯老师的认可，才能接着学下一步，有时停留在同一步要很长时间，直到柯老师满意了，才会让她和麦华去接触一些近代的文物去练手，近代的修复满意了，他们才有资格去修复真正的文物———贝丘遗址，“整个过程，学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修复陶器的首要工作是寻找和分类，这是最复杂也是最耗时的。需要从成千上万来自不同探坑的碎片当中，按照纹饰、陶质、陶色、烧制方式等进行分类，再选取同一个陶器上的碎片，用502胶水粘接，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器形。

“拼接粘合后的残缺部分，一般用石膏补缺复原，这是最讲究技术的。石膏定型后，用金属利器把多余部分清除，轻微的凹凸不平用细砂纸打磨，直至平整，整个修复过程才算完成。”麦李二人说，刚开始，不知道需要添加多少石膏，量加多了，需要清理很多多余的石膏。成千上万次的刮，一直保持同一个动作和姿势，手都痛了几天几夜。

2016年，柯老师因工作调动而离开。随后，学有所成的麦李二人承担起了剩下的修复工作。

修复是场修行

文物修复很磨炼人的耐性，需要耐下性子，坐得住冷板凳

麦李二人所在的工作室设在三水博物馆内的一个临时场所，约百平方米，地板上平铺着一堆陶瓷碎片，碎片上写着编号。这些碎陶片，都来自4000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期的三水银洲贝丘遗址。

墙面上张贴着的简介显示，银洲贝丘遗址是1983年由三水文物普查队发现，并采集到几何形印纹陶器、石镞、陶纺轮等遗物，遗址位于白坭镇。1991年-199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三水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三次发掘，收获很大。

“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麦华说，为了还原它们昔日的风采，他们要从成千上万块分类好的碎片中去找，有点像大海捞针的感觉，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要看运气，有些可能遗失了，根本找不到，“有时找的人都要发疯了，不想再找下去了，一个人跑外面去抽闷烟、听会歌缓解情绪”。

陶器的修复需要口沿、肩部、腹部、底部俱全才能完成，“缺失了任何一个，就不能还原它的原貌，我们不能擅自揣测它的外观。”麦华拿起一些摆放在地面上的半成品陶罐说，“有些找不到头部碎片，有些找不到尾部碎片，目前只能修复到这个样子了，很可惜”。

三年多的时间里，麦李二人共修复完成了上百件陶碗、陶罐，其中最大的一个陶罐能装下约20斤白酒。“我们修补花费最长的一个陶罐，用了2个月的时间。”李敏儿说，这还是在她们学有所成、很熟悉操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看似简单，其实很繁琐，要寻找碎片、拼接、补配、造型、打磨等，刚开始都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文物修复就是一场修行，很磨炼人的耐性，只有耐下性子，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做好文物修复工作，而文物修复师在外界看来也颇为神秘。麦李二人说，他们每天上班都是专注做一件事，可以几个小时不说话，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很考验耐心和毅力，下班累了就回家睡觉，“跟朋友的交际应酬都少了很多，不是关系亲密的身边人，外界都不知道我们原来还会干这个”。

担心变成绝唱

现在感觉手艺荒废了，担心以后都没有机会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了

这个临时的工作室依然存在，但原来身着白大褂、手持工具在修理文物的麦李二人已不见身影。2017年年头，随着贝丘遗址项目的完成，他们已重新回到了之前打杂的岗位上。

“有人来参观博物馆，我就开灯、介绍、关灯。”李敏儿说，修复文物虽然枯燥繁琐，甚至很累，但充实，内心有成就感。

前两年，李敏儿去了一趟澳门的博物馆，那里摆放着一批陶瓷修复品供游客欣赏。“我看到一些修复品效果还没有我们做的好，很有成就感，信心也大增。”李敏儿说，省内一些知名文物专家看了她们的作品后，评价也很高。现在修复文物的工作停下来了，感觉有点可惜，希望有一天能学有所用。

相同的想法也存在麦华心中。“我和敏儿学了三年多，由被动协助到产生兴趣再到热爱，用心学过，付出了很多，手法细致也熟练了，现在则感觉手艺荒废了，我们担心以后都没有机会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了，很沮丧。”麦华说，他希望三水博物馆能设立一个专门的文物修复点，就像江门博物馆科技考古基地一样，接收各地送来的待修复的文物，把其打造成三水的一个品牌。

“我们也考虑过设立文物修复点，但这不是博物馆单方面能完成的事，需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三方合作，此外还需要政府文件、资金和人力支撑。”三水博物馆副馆长张雷说，目前，虽然馆里没开文物设修复点，但馆里也在考虑过设点后延伸的文创产品怎么做的问题，“以文物修复为手段，把‘文物’带回家，这样既可以普及文物的相关知识，也能制造出一些打上三水标签的实用性、观赏性的文创产品，比如花瓶、碗罐等”。

如果张雷的想法能够实现，麦李二人说，那将是他们人生中最高兴的一件事，“佛山有一些专门的文物修复师，但在陶瓷领域，目前整个佛山只有我们两个人”。

冷清的工作室内，上百件贝丘遗址修复品摆在地面上及货架上。在麦李二人看来，它们就像是她们的孩子。数月后，它们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三水博物馆的展厅。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姚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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