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在乾隆朝后期当政20多年，深得乾隆帝的重用，他真只是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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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虽然处处维护和珅，但他毕竞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所以和珅尽管在当政时期贪污受贿，但不可能一无是处，也绝非不识军国大事的人；否则，不用等嘉庆，就是乾隆也不答应。

仅存的官方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乾隆朝的数次重大用兵，和珅要么亲临前线作为督军，要么负责整个用兵的后勤供应，即便他不亲自参与其中，往往也会给乾隆帝出谋划策，为军事胜利作出贡献。和珅在对内的与各少数民族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

不仅如此，和珅在一些经济事务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京师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竞相涨价，市民特别是贫民叫苦连天。和珅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立即奏请乾隆下旨，令各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问罪，市场秩序很快趋于好转。和珅还主张把查出的六万多石粮食或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百姓，固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对，据说只有刘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则拍手称快，甚至有人称和珅为“和青天”。

和珅当政的20多年中，为了革除弊政，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更和革新，这是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和珅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但不可否认，他的诸多更改大多是为了自已更加专权，这就为清朝由盛而衰奠定了基础。

和珅在军机处任职20余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嘉庆赐死和珅后，虽然有心彻查其党羽，但终因人数过多，法不责众，只好作罢。和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就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和珅手中。

从此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这就有利于和坤排挤与自已不和的人。和珅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安插党羽，使偌大的军机处完全成了和珅的会议室，使他有机会搞“一言堂”。

军机处

和珅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中，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由官员进行“人治”。而弹性极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直接向皇帝上书报告官员的行为或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采取行动，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视。这一职位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担任。

而和珅以年轻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为无稽之谈为由，规定谏官只能任用60岁以上的人员。其实他这是一种变相的削权，试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纪，既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早已半截黄土盖身，离告老还乡的日子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得罪其他官员而毁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从执行这个规定后，台谏官员大多缄口无言，对那些不轨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同虚设。

在军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珅曾作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珅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这项制度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20年。议罪银由和珅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用归入国库。

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地寻找缘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上面降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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