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宝会说话》，聆听文物讲述自己的故事，你会去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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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宝会说话》是由央视及文博组织共同打造一部史诗级纪录片。

100件国宝述说中国古人的创造力，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5分钟以全新视角认识读懂中华文化。

目光跨越8000年，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摄制组足迹遍布全国，拍摄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千余件文物。国博馆藏红山玉龙、河南博物院院藏莲鹤方壶、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藏三星堆青铜人像……众多“明星文物”齐亮相，首次用文物讲文物，用文物梳理文明。

短小并不意味着粗糙，而是对“精”更高的要求，该片将一个个“大国重器”浓缩在了五分钟的视频里，穿越古今王朝、探访先贤今人，着重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在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寻找中华魂魄，使观众身临其境，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节目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观赏

入选《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的25件国宝

想要听懂国宝的话语，就要先了解国宝的概况。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

文明就在你的眼前

图说：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官方图

1、人头壶

▲红陶人头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3年洛南县出土 西安半坡博物馆高23厘米，底径6.3厘米 细泥红陶，西安半坡博物馆藏。

器形呈人头葫芦身，平底。人仰头，面带笑容，神态安祥。壶背有流，是一件盛液体的生活用具。壶造型古拙，手法简练，艺术价值极高，为陶塑艺术的启蒙作品。

2、贾湖骨笛

▲骨笛 新石器时代，长23.1厘米、七孔，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河南博物院藏。

1984年-2001年，30多支截取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制成的骨笛，相继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破土而出——而贾湖遗址，却是距今7800年-9000年的、华夏族先民聚居的史前聚落遗址！

贾湖骨笛横空出世，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但贾湖骨笛能够改写的，远非整部中国音乐史那么单纯简单。

更为重要的是，贾湖骨笛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作为中华民族必须翻越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座珠穆朗玛峰，其对此后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乐制度，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道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文明的重要影响，恐怕语言文字也就只能略述一二了！

3、陶鹰鼎

▲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后期 仰韶文化，1958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高35.8厘米、宽23.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形，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4、龙山蛋壳黑陶杯

▲蛋壳黑陶杯 新石器时代陶器，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山东日照市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有的器壁厚度仅0.5毫米，并装饰有镂孔和纤细的划纹。反映当地独有的陶土材质和独特的制陶方法，以及当地人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器形分为三部分，上面是一个敞口侈沿深腹的小杯；中间是透雕中空的柄腹；下面是覆盆状底座，由一根细长管连成统一的整体。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质地细腻坚硬。该器形仅见于少数大中型墓葬，极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

5、红山玉龙

▲玉龙 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高2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

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

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6、玉板 玉龟

▲凌家滩玉龟 新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县凌家遗址旁一处距今4500年的墓地出土，长9.4厘米，高4.6厘米，宽7.5厘米厚0.3-0.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器圆雕，分龟背甲和腹甲两部分。背甲（M4：35），圆弧形，北上有脊，龟纹，两边各对钻二圆孔，两孔之间雕刻凹槽，背甲尾部对钻四个圆孔。腹甲（M4：29），中部较平，两边侧略弧。腹甲的两侧与背甲钻对应处也对钻两圆孔，腹甲尾部对钻一圆孔，这些上下对应的孔应是栓绳固定之用。出土时长方形刻纹玉片夹龟腹背甲之间。

▲玉刻图长方形板，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长11.4cm，宽8.3cm，厚0.7cm，故宫博物院藏。

玉板片状，中部微隆起，边缘呈阶状凹下。玉板表面饰有阴线琢出的环形图案及放射形的箭头状图案。

此玉板于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出土时夹于玉制的龟背甲及腹甲之间，表明它是占卜的工具。对于图案所表现的内容，学者们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上古之时的河图、洛书，或认为是文字产生前的八卦图像，或认为另有含义。总之，其文化内涵极其深刻，尚需作深入的探讨。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专家认为，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上面钻有数个左右对应的圆孔，应是为拴绳固定之用。出土时，玉板夹在玉龟腹、背甲之间，玉片长11厘米，宽8.2厘米，上面刻有八角星纹。专家说，玉龟和玉板放在一起，说明这两件玉器既不是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装饰品，而是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用品。

7、良渚玉琮王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玉琮 局部

整器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器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对钻圆孔。

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整体图案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法雕琢而成。在呈角尺形的凸面上，纹饰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每节琢刻一组象征性的神人兽面图案，这种简化的人兽组合结构，是良渚文化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

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一变形夸张的鸟纹，而鸟也是通天的灵物。琮是良渚玉器中最神秘又最富代表性的器物，其功用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祭祀的法器。

此玉琮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通称“琮王”。

不仅如此，与之同出的玉鉞、玉权杖等在诸多良渚玉器中都是最庄重且独一无二的，说明它们无疑是已拉开文明乐章的良渚文化的王权的象征。

8、嵌绿松石铜牌饰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夏，高16.5、宽11厘米，1984年偃师二里头Ⅵ区11号墓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牌饰表现的动物纹样与后世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大体相近。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牌饰并不多，大都在墓主人的胸部位置，推测应是缝缀在胸部的饰件，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藏品以青铜铸成主题框衬，四角纯圆，略呈亚腰形，上部略宽，下部内收，两侧各有对称环纽，边框内呈镂空、抽象的兽面图案，兽面之间镶嵌着21行共数百片绿松石。这些石片以中间的一行最大、最规整，构成牌面的轴线。整个牌面微凸，显得非常协调、对称。

以绿松石为衬托的兽面图案十分醒目，大体分为上下两区。上区略宽，最上部如一擎柱，两侧各有一鸟形物相对守护，其下饰勾连纹，直斥边框，刚劲、张扬，充溢着穿透挣脱的力量；下区饰勾形眉、橄榄形眼，球形眼珠灼灼逼视。整个图案高度抽象，富有张力，具有视觉的压迫感，幽绿的光泽氤氲着神秘、深远的气象。

9、殷墟嵌绿松石甲骨

▲殷墟嵌绿松石甲骨，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骨柶为较大型动物之肋骨，残。骨面呈黄褐色。刻辞内嵌绿松石，绿松石部分脱落，内容与田猎相关。

卜辞释文：

辞意：

壬午日，王巡游于，因田猎而进入麦麓，捕获了一头兕（体型像野牛，颜色是青色的生物），赏赐时在场的人物还有亚官。

这是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嵌绿松石甲骨，田猎好比军事演习，是重要的仪式。为了纪念这次军事演习，王将此事刻在牛的肋骨上，并嵌入象征王权礼器的绿松石，彰显权威。

辅助文物

▲宰丰骨匕刻辞 商晚期，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传河南省安阳市出土，长27.3厘米、宽3.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的一块记事肋骨。一面刻有文字，记载帝辛将猎获的犀牛赏赐宰丰之事，另一面刻兽面、蝉纹和虺龙纹，并嵌有绿松石。

殷墟遗址中出土15万片以上甲骨，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献档案材料，它的内容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有关于阶级和国家的，如奴隶和平民、奴隶主和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有关于社会生产的，如农业、畜牧、渔猎、手工业、商业、交通；有关于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如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等。

10、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食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11、妇好玉凤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装饰品，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文博圈）

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

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12、妇好鸮尊

▲妇好鸮尊 商代晚期，高45.9厘米、口长径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2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鸮尊 商代晚期，通高45.９厘米，口径16.４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鸮，又叫猫头鹰，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猫的头，鹰的身子，是兽与禽的不和谐搭配。

尊，是一种盛酒礼器，而妇好鸮尊不但是最早的鸮形酒器，而且造型完美。

妇好鸮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从上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三类。鸟兽尊因造型具有雕塑特点，身兼实用、美观两职，故备受人们青睐。

殷墟曾出土过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鸮尊更是为世人所瞩目。此尊以鸮作生活原型，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

鸮首后部有一呈半圆形的盖子，其上饰以立鸟及龙形钮。装饰着兽首的鋬（即把手）安在鸮背。

13、利簋

▲利簋 西周 武王时期，盛食器，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器内底铸铭文：

铭文凡4 行32 字，首字“珷”，是“周武王”之“武”的专字，铭文所云“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当尧、舜、禹之际，活动在我国陕西、甘肃一带，古公亶父之时，周人自豳地迁至周原，自此走向强盛。商王武乙、文丁时代，古公亶父之幼子季历通过对邻近的戎狄部族进行一系列战争，势力得以发展，成为商西方一个强大方国。季历之后，其子姬昌周文王继位。周文王一方面打击敌对方国、部族，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与国，逐渐壮大成为商西方最强大的势力。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

商代末年，即帝乙、帝辛（纣王）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从而放松了对其它地区的控制。同时，商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致使纣王众叛亲离。

此时，周武王看到伐商时机已到，遂率军进抵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商都朝歌仅有70 里之远。商纣王慌忙迎战，结果兵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对于“武王伐纣”，《尚书牧誓》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逸周书世俘》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受。”上述典籍中的记载正可与《利》“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 （歲）鼎，克 （昏），

（夙）又（有）商”互证。

14、何尊

▲何尊 西周，，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酒铜器代表，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何尊局部示意图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铭文大意：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

15、玉组佩

▲玉组佩，西周，最大璜长15.8厘米，山西博物院藏。

▲玉组佩局部，山西博物院藏。

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出土。出于晋侯墓地63号墓。整个玉组佩展开长达2米，纹饰多用双勾技法，工艺精湛。下端2件玉雁昂首展翅，生动活泼。

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周秦之际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是国君或高级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

此组玉组佩长达两米有余，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以45件玉璜为主体，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

玉饰上的纹饰精雕细琢，姿态各异，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其下端2件玉雁更是晶莹剔透，栩栩如生。整组玉佩结构之复杂、组合之规整、饰纹之精湛，使人不难想见墓主人佩戴时的雍容华贵。西周玉组佩没有严格而明确的定制，但是很讲究玉的色泽和形式的对称与和谐，这套大型玉组佩不但制作对称精工，而且色彩优柔淡雅，代表晋国最高制玉水平。

辅助文物

▲四珩四璜联珠串饰 西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四珩四璜联珠串饰 局部

丧葬玉，出土于晋穆侯夫人颈、胸、腹部，由282各色玉珩、玉璜、玉圭、玉片、贝玉、玉珠、玉管、玛瑙管、绿松石管、料珠、料管等组合而成，刻工精致细腻，大型玉组佩的使用，是高级贵族的身份标志。

▲六璜联珠串饰 西周，最大璜长16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六璜联珠串饰 局部

出土于墓主的胸部，上端过颈，下端至腹部以下，共有408件。由绿色料珠、红色玛瑙珠串连接6件玉璜，自上而下第1、2件，呈白色，刻有镂空龙纹，第3、4件饰龙纹，第6件玉质透亮，色白微黄，刻有镂空龙纹。墓主人为晋献侯夫人。

16、三星堆青铜人像

▲青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年代为商中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这些人头像有普通的人头像，还有戴金面罩的人头像。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这些文物主要现存三星堆博物馆。

17、三星堆青铜神树

▲Ⅰ号大型青铜神树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18、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时候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太阳神鸟金饰，高10.1厘米、宽8.8～4.3厘米、厚0.01厘米。2007年2月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博物院藏。

该器由砂金锤揲而成。器上大下小呈心形，以宽带构成图案。其上端不封闭，两端对称向下内卷，“心”内还有两个相对上卷，二者构成两组对卷云纹。

与此相似的图案曾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玉璋、玉戈上也有发现。过去曾有学者将此类图案称作“蝉纹”。但笔者认为此器从整体造型看更似为一抽象的人面或神面。

在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近“心”形铜板，铜板上用有彩绘，图形与金人面形器造型极其相似，更接近抽象的人面。由于这种图案或单独出现，或刻于通神、娱神的礼器上，并常居于显要位置，说明它极可能是古蜀王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对于古蜀人应有着特殊的意义。

19、大克鼎

▲大克鼎 西周中期 重量201500g，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局部）

此鼎器壁厚实，形制雄伟。口沿下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宽大波曲纹，婉转流畅。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

器腹内壁铸长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的赏赐。

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上半部刻有整齐长方格，每格一字，布局规整。

辅助文物

▲商鞅方升 战国时期 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 重量：690g，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时秦国商鞅监制的1升铜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与柄相对的一端刻“重泉”二字。

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诏书，右壁有一“临”字。《汉书·律历志》说：量“以度数串其容”，器自铭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升，进而证明早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人们已认识到容量不是一个基本单位，由长度推导容积既准确又方便。

铭文之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 (公元前344)。此器有确凿的纪年，并标明由秦国商鞅负责监制，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度量衡延用了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标准。商鞅铜方升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重要的珍品。

20、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

▲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西汉，云南省博物院藏。

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发现时器身已残，只余一个器盖尚存。器盖上饰一组人物，反映了滇族与昆明族军交战的场景。雕铸人物13人，吗1匹。其中一方是椎髻的滇国将士，一位通体鎏金的骑马将军，四周为一群装备精良的士兵；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均为步兵，似乎装备不如滇人，已被击败。

辅助文物

▲战国牛虎铜案

战国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

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胡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

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21、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 春秋时期，高120厘米，口径31厘米，1923年河南省新郑城关李家楼村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此壶（莲鹤方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

而在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仙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郭沫若先生观看莲鹤方壶照片，写下此语，照片上莲瓣遮挡鹤之一足，故有“单其一足”，此鹤实乃双足而立也），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

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试，全部格局，在庞然大器的附着上，有离心前进动向，最足象征争求解放、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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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尊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盘则是水器，曾侯乙尊盘融尊盘于一体。这件尊盘的惊人之处在于其鬼斧神工的透空装饰。装饰表层彼此独立，互不相连，由内层铜梗支撑，内层铜梗又分层联结，参差错落，玲珑剔透，令观者凝神屏息，叹为观止。

经专家鉴定，此系采用失蜡法铸造，因为纹饰细密复杂，且附饰无锻打和铸接的痕迹。失蜡法又称出蜡法、拔蜡法，基本方法是将蜡作成模，成型后用细泥浆反复浇淋，泥浆包住蜡模后再涂以耐火材料用火烘烤，做成铸型。蜡熔流出，形成型腔，即可浇铸铜汁成器。

尊与盘精美细腻的镂孔附饰，玲珑剔透，精巧华丽。其铸造上的高度技巧，有着鬼斧神工之妙。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23、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 春秋晚期，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长55.7厘米。湖北省博物馆藏

▲越王勾践剑（局部）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剑身中脊起棱，饰黑色菱形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背面绿松石。

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

辅助文物

▲吴王夫差剑 春秋，兵器，1976年河南省辉县出土，全长59.1厘米、剑身宽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

吴王夫差剑已知存世量共有9柄（截至2014年5月）。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平度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藏；台湾古越阁藏有吴王夫差剑一把；1976年湖北襄阳出土吴王夫差剑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24、错金银铜版兆域图

▲错金银铜版兆域图，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1983年10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古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院藏。

该地图图文用金银镶嵌，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官垣的尺寸、距离。铜版上还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

它是迄今为止世界现存最早的建筑设计平面图。它标志着远在2400多年前，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卓越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兆域图》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建筑学等方面都很有研究价值，在地图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它比外国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还要早600年。

这个图上面有精确的比例，价值非凡，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为研究中国古代陵园建筑和平面建筑图学提供了珍贵而准确的资料，堪称国宝。

辅助文物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战 国，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47.5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

25、阳陵虎符

▲阳陵虎符 秦，调兵凭证，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符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用青铜铸成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此兵符，右半存皇帝处，左半存驻扎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持右半符验合，方能生效。

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目前所见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

杜虎符

▲杜虎符 战国时期至秦 1975年出土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秦杜虎符器物杜虎符为左半符，虎作行走状，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及来源于此。中国古代兵符多制成虎形。

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农民犁地时发现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国兵符。

最后，《如果国宝会说话》豆瓣评分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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