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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hoto/图)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 成为全球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病毒流行的本质,是全球生物安全问题,新冠的流行,使全球社会意识到,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严峻。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员流动范围广、强度大,防疫有着巨大的外部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以,全球需要一套协调各国的信息沟通机制,共同的行为规则,而在此之前,全球需要建立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新共识。
而且,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事件,会使得那些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邪恶的人与组织,注意到这个方向。新冠的流行,不但会使得全球社会注意到防疫问题,这种议题设置,必然也会延伸到生物武器的全球防范共识,这是另一个更大的生物安全问题。
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公元前600年,亚述人用黑麦麦角菌来污染敌人的水源;1346年,鞑靼军队利用弹射机将死于传染病的士兵的尸体抛进敌人的阵地,传播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使用炭疽热病毒感染敌方的马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直在潜心研究生物武器,组建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生物武器与原子弹不同的是,生物武器的制造不需要庞大的设施、复杂的科技及大量的经费,它需要的只是一间实验室。而且一名受过训练的微生物学家,经过几年的实践就可制造出可用于战场的生物武器。因为它造价低,技术难度不大,隐秘性强,可以在任何地方研制和生产。一些没有雄厚资金来研究高技术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因此更加青睐生物武器。生物武器也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有资料显示,以1969年为例,当时每平方公里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分别为:传统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人员与货物的密集流动,使得传播生物武器更加不容易被发现。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定向的针对种族、身体特征的病毒或细菌也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正是基因技术的出现,放大了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建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全球共识,非常紧迫。
在漫长的进化中,病毒和宿主都在进化,病毒威力变小,不再立刻杀死宿主,而宿主的免疫系统也逐渐变得能适应病毒。比如,一部人感染肝炎病毒后能够自愈,而早在2007年,科学家就发现那些拥有HLA-B07和HLA-B14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在埃博拉病毒的侵袭中活下来。但是,这个过程是以无数死亡、自然选择为代价的。人类显然不会满足这个过程,于是发明了抗生素、疫苗,于是,原本需要几十万年、以无数人死亡为代价,才能获得的免疫能力,人类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内就获得。在此次新冠流行中,新的mRNA基因技术,把这个过程缩短至一年之内。
本质上,这是发生在身体之外的“外部进化”。
自组织过程,是朝着低熵、高能量、高精度发展的。这个过程会出现智能。智能到一定程度,就会干涉进化,导致“外部进化”。不必再等待几十万年,依靠自然选择,在累累白骨的进化淘汰之后,才获得抵抗某种病毒的能力。
不仅仅是免疫力,未来,更聪明、更漂亮、更强壮、更好的社会适应性,都会成为基因编辑的理由。这个诱惑,发端于基因的本性,表现为个体自利动机,并最终使得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都无法拒绝。
但是,基因的操作仍然应该是在妥善的监管下进行。因为基因操作技术,不但帮助人体进化,也能帮助动植物、细菌病毒进化。对人体基因的修改虽然扩散速度很慢,但对病毒、细菌的基因操作,却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更加具体地说,基因操作技术更可能通过修改病毒细菌的基因,产生全球性的生物风险。
当下,全球还处于在防疫的攻坚阶段,未必有余力关注长远话题。从短期来看,建立全球对基因修改、生物武器方面的协约很难。但是,多年后回顾历史,2020年必然是推动、建立这个共识的起点。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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