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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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清朝末年秀才。

《不列颠百科全书》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绍他，罗列了各方面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国大百科》讲到王国维，字数就少多了，给人以敷衍的感觉。

王国维是一代“奇人”。

奇就奇在，严格说，他不是出身于家学渊源之家；没接受过很系统的教育；生活几乎没有很宽裕过。但是，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最早把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翻译介绍进中国；在美学上，堪称中国的鼻祖；《人间词话》竖起了一座丰碑；对《红楼梦》的美学研究大约至今无人出其右；中国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鲁迅亦叹为观之；初试锋芒，便名列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金石学成就冠盖千年；石经文和简牍方面独树一帜；史学上提出“二重证据说”，与顾颉刚珠璧联合，共同开辟了新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王国维作为“奇人”的另一异举，是1927年，在自己“知天命”之年，一跃沉入昆明湖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王国维都是不该忘记的一个“奇人”。

王国维，据说祖籍是开封，南宋时期举家迁至海宁。虽也算书香人家，但其实一直普通而且贫寒。海宁那个地方，望族、重臣、巨儒，满目皆是。而王国维的家族，始终未得发达。他的父亲尽管也读过书，但迫于生计，后来不得不去做些不大不小的生意。

王国维自小丧母，随祖姑母长大。七岁进很一般的私塾，十一岁起，父亲也在课余教他一些功课。

经历了 “十年寒窗苦”，十六岁那年，王国维考取了县试的“生员”，也就是秀才——这是取得参加“乡试”，即省级考试的资格。后来，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皆名落孙山。

此时的北京，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等上书者的口号是：救亡必须维新，维新是为了救亡；因循守旧，皇帝欲求为布衣亦不可得。

王国维被时局变化所撼动，开始一心向往新学。于是，1898年，王国维不再参加科考，而到了上海，在《时务报》社任书记和校对。这期间，他开始在夜校学习日语等外语，并结识了罗振玉。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因病回国。1911年再次去日本，1916年回国。

他后面的经历，辗转曲折，可不赘述。但从此，王国维走上了学界“奇人”的道路。

王国维1904年，开始发表各种论文。有关古文字及史学的著述，自1912年始。大爆发在1914年后。

一文不能尽述此 “奇人”成就，本篇，专门谈一下他在金石学方面的建树。

所谓“金石学”，是指以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学问，注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可以说，这门学问属于考古学的一部分或者是前身。到了现代，作为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复存在，完全融合进了考古学。但在上个世纪初，还很重要。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实际上，直到宋代，金石之学才勃然兴起，涌现出如欧阳修、吕大临、王黼、王俅、薛尚功、赵明诚等大家，且都有著作留世。

王国维说:

近世学术多发段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他又说：

赵宋以后，古器逾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欧阳永叔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煸，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整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

然而元明两代，金石之学，罕有成就。进入清朝后才再度兴起。阮元、王昶、冯云鹏、冯云鹓、祁书龄、吴式芬、吴大澂等一系列著名学者，所研究、著录的铜器经石数倍于前人；专著数十种。如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等，成就很大，名气不小。比如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收取金文三千五百余字，按《说文解字》部首“分部别居，不相杂厕”，考证严谨。

王国维则在短时间内，超越了以上列举的和没列举的所有人。

他采用的办法，是先撰写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宋、清人所著录的钟鼎彝器铭文进行整理、归纳、总结。然后，撰写了《两周金石文韵读》、《两汉金石文韵读》,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要归功于王国维所受过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并用；形音义训诂并举——他当时的这“两表”和“两韵读”，使其所搜集、检校、考订的金石文字，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家；科学方法加超级勤奋，取得成功就很可理解了。

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学特点上，有同有异，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无比之认真加无比之勤奋。

王国维的“两表”和“两韵读”，已经是重要研究成果，但更是他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罗振玉称王国维的这种研究方法叫“分类法”——分门别类，再行研究。亦有学者称之为剥笋法——层层去皮，唯余新笋。史学家陈垣则比喻为 “谭白菜”——像著名的谭家菜，精选上好菜心。其实，即是分析与归纳的更好结合。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说，西洋人 “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很科学的方法。于是他在金石学研究中，还有其它很多研究中，都接受并运用了这种方法。

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总结了治古文字的几条原则，这正是他在金文研究中积累的经验——

顾自周初讫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

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也。

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在前面说到的“两表”和“两韵读”基础上，王国维开始“各个击破”地具体研究青铜器以及之上的铭文。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说觥》、《说彝》、《说俎》、《说盉》、《说斝》等等，针对某件具体器物，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比如，《说觥》一文，作者提出六条证据，证明清代金石学家阮元称为“兕觥”的礼器，并不是觥，而曾被学者称为匜的那一种才是觥。

比如《说斝》， 指出前人把此字，误认为“散”字，诸经中的“散”字，其实都是 “斝”字之讹。

再比如，他论证，盉不是调味器，而是调酒器，《说文》的解释也错了。

王国维在仔细研究基础上，把宋代学者对古器物的命名，与清代学者所作鉴定一一比较查核，然后认为，宋人“有凿空之功”，“其识不可及”；清人“颇有可议”,“阮吴诸家”未能超出宋人范围。

对于宋人见解，他也一一辨之。在《说彝》一文中,用数百字，论证了 “彝”即 “敦”，纠正了宋人的 “千载之误”。《观堂集林》中的《生霸死霸考》和《明堂寝庙通考》，综合研究了众多钟铭文，以确凿证据，纠正了前人诸多错误说法。

1923年，河南郑州出土铜器数百件，唯一件有七字铭文：

王子?次之（）度

王国维在考证后，据此六字，写出了三百六十ー字的《王子婴次卢跋》。证明这件铜器，是春秋时期楚公子子重，于鲁成公十六年，楚军鄢陵之役打了败仗丢下的东西。

他的方法，是从文字入手，“?次”二字，运用古音通假，结合《史记》、《战国策》等书，认定此二字即“婴齐”。当时楚国郑国均有公子名婴齐，王国维称，唯楚婴齐得称王子，且此器当为南方铜器。此说后来被考古学者进一步从铜器的形制及铭文字体皆属楚风所证实。

王国维治金石学的成就和方法，对后学影响很大。当代金文学家容庚，非常赞赏王国维的“两表”，不可得时，即从友人处借来抄录，然后仔细琢磨，竟也摸索出了研究的门路。他曾就这件事说；“按图索骥,不啻得一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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