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古代江南有着怎样的民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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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健

五月二十分龙雨石头缝里都是米

隋唐以前，今天的江南地区虽然自然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但生产力还相对落后。《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当时的自然资源尚未得到有效的利用。特别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水利事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江南大规模的开发，严格来说要到唐末五代时期才全面展开。当时，北方战乱频仍，吴越地区却相对安定。吴越国王钱鏐非常重视农业与水利的发展，曾经“置营田军四部，治湖筑堤，专力田事”，还专门设置撩浅军，确保水道沟渠疏浚，保持水流通畅以及农田灌溉的顺利进行。到了宋明时期，江南核心地区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在数百年来的开发过程中，江南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事信仰习俗。这些习俗往往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却又或多或少地含有某些科学因子。

比如，在古代江南大部分乡村，每年六七月间都会举行“青苗会”。村落居民抬着刘猛将等乡村神灵巡行田间，游行时锣鼓喧天，并且要在田间插上五色彩旗。这样的活动会持续十天半个月，看似祈求神灵保佑丰收，实则亦有功用——六七月间正值水稻抽穗，是病虫害高发期。无论是大张旗鼓地游行，还是在田间遍插彩旗，目的都是为了阻吓害虫、保护禾苗。

传统农业“看天吃饭”，对气候的把握和预测十分重要。在江南地区，流传着不少气候类的民俗谣谚。比如，江南黄梅天一般在农历五月，当地相传每年的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这一天，关公要带上青龙偃月刀，前往仙人洞磨刀，所以这时的雨水被称为“磨刀雨”。

还有传说认为，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这一天，天上的小龙与父母离别，因为不忍分离而流泪，泪水化作人间的雨水。老百姓将这一天下的雨称为“分龙雨”，预示着一年中风调雨顺。江南地区的农谚更是直言：“五月二十分龙雨，石头缝里都是米。”

类似谚语虽然将气候的变化与神灵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本质上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摸索。

每当立春时节，很多地方还要举行祭祀春神句芒的仪式，俗称立春祭。传说，句芒神“人面鸟身，乘两龙”，是伏羲的后代，也是重要的农业神灵。他的左手握种子、右手执圆规，象征丈量土地、播种植物，给人们带来春天的希望。

今天的浙江衢州柯城还有一座梧桐祖殿，殿内供奉的主神就是春神句芒。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衢州的句芒神祭祀便是立春祭的代表。

在民间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江南地区的人还进一步总结出了很多农事、气候规律。代表性作品之一便是元末明初成书的《田家五行》，该书搜集了大量流行于江南的农业俗谚，特别讲究通过动物的外形、动作等占卜农业丰歉，包括“水旱卜蛙声”“土牛占岁事”等。

其中，蕴含了不少科学智慧。如“鸦浴风，鹊浴雨，八哥儿洗浴断风雨”等谚语，表明先民很早就知道通过观察鸟的生活习性来判断天气变化。有意思的是，在江南地区的部分农村中，《田家五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农业生产的展开仍有很大的影响。

常怀开创之艰无忘寒俭之素

历史上，江南地区望族如云。江南家风家训就是在这些地方家族中形成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一方面，它附着于家族的祖先崇拜，是为了维持家声不坠、光耀门庭而做出的规定或劝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化成民俗，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规范和信仰。

江南家风家训尤为强调个人修养的达成。比如，明代万历间曾官至礼部尚书的华亭人陆树声，便极其重视对族中子弟个人品德的培育。《陆氏家训》不仅要求子弟孝顺长辈，而且要和睦宗族。同时，对个人交游的对象也要慎重，因为“游处熟则熏染易，迷惑深则悔悟迟”。更重要的是，要始终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当盈成常怀开创之艰，处丰余而无忘寒俭之素”，这样才能保证“先业不坠”。

应该说，陆树声对子弟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后来，他的弟弟陆树德和儿子陆彦章分别得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成为明代松江府的一段佳话。

在江南，不仅传统的世家大族有重修养、重教育的家风，即使那些出身底层的人家也非常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清代上海沙船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早年虽穷，“亦须令子弟读书”；后来，王氏家族中文人辈出，成为近代上海的教育名族，并创办了百年名校南洋中学。

应该说，江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家训，无疑是形成于清初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只要上过几年私塾的，大多能够背诵其中的几句话，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

毫无疑问，《治家格言》已经超越一家一姓的范畴，而描摹出了整个江南民众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一种家庭治理模式。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信仰。

实干且清廉自守者乡先生没而祭于社

名贤崇拜是江南民俗信仰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本土乡贤的崇拜，另一个是对居官本地且有积极作为者的崇拜。

在明清江南府县的文庙中，一般会设有乡贤、名宦两祠，用以祭祀那些足以为一方表率的地方名人和对地方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官员。一些府县的城隍神，在民间传说中更是直接由生前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员担任。

唐宋以来，江南为人才渊薮，状元更一度成为苏州的“土产”。其中的佼佼者在入仕后往往能够有所作为，甚至出将入相、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留存至今的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便是这种崇敬之情最为直观的表达。

“乡先生没而祭于社”是古礼。江南地区的乡贤祠无疑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精神，有着极高的入选标准。对于地方家族而言，先人能够入祀乡贤祠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晚明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富户出于“光宠门户”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先人入祀乡贤祠，结果导致乡贤泛滥的情况。万历年间，官方批准为陆树声建特祠。但其学生子弟认为，乡贤祠已变成俗不可耐的场所，不忍让陆氏杂处其间。这一心声代表了一种对本土道德精神的坚守。

宋明以后，江南地区是王朝腹心区域，统治者对此地的治理十分用心。派任于江南地区的官员不乏能干而清廉者，他们为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江南人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江南名宦崇拜系列大致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帮助地方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官员。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前者以治水官员居多，比较早的有大禹时期传说主持治理洪水的防风氏（至今在浙江湖州德清还有防风祠），又有春秋时期据说曾经疏浚过黄浦江的春申君，还有在明代疏浚吴淞江的夏原吉等；后者则有明代抵御倭寇的戚继光、鸦片战争中抵抗英军的陈化成等。

第二类是为江南地方民众减轻赋役的官员。比如，在宋代曾经奏请免除衢州、婺州民众身丁钱的胡则，在明初多次设法减免江南赋税的苏州知府周忱，等等。

第三类是整顿地方风俗，使地方免于受到巫鬼滋扰的官员。比如，清初曾经在江南捣毁五通神的汤斌等。

上述无论哪一类官员，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敢为天下先且不畏人言的实干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能做到清廉自守。比如，汤斌为官时，每食必有豆腐，生活十分俭朴，因此又被称为“豆腐汤”；在其临终时，仅剩遗俸八两，还是靠着别人的资助，才得到妥善安葬。

历代乡贤、名宦身上所具有的可贵品质，通过祭祀得以潜移默化地融入江南文化之中，直到今天仍是值得挖掘与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会馆和公所供奉神灵培训诚信与开放意识

晚明以降，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各类商业活动十分繁盛。各地商帮云集于江南地区，在开展商事活动的过程中，或者按照籍贯划分，或者按照行业划分，分别组成了会馆和公所。在会馆公所中，大多供奉有不同的神灵。

比如，徽商会馆中供奉的是紫阳先生，也就是朱熹；江西商人的会馆里，主要供奉旌阳许真君；湖南会馆则崇奉瞿真人；山东济宁商人崇拜的是金龙四大王。又如，水木业供奉鲁班、药业公供奉炎帝、成衣公所信奉的是轩辕黄帝、剃头业供奉罗祖先师、水炉业供奉协天三官大帝，等等。

这些崇拜行为的存在，自然是为了保证商业平安、商旅安全。同时，由于这些神灵的存在，无论是会馆还是公所，内部的商事活动都会在神明面前举行，以昭公正。久而久之，也就在江南地区的商人和商业中熏陶出了一种重诚信的精神。

在江南民间商事活动中，城隍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清江南的慈善事业，本质上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当时，各类慈善组织的运作经常与城隍神发生关系。比如，清代川沙县有一座保节堂，其章程便明确规定：捐资和开销的账目每年都要造册报官，还要制作征信录，“送焚于城隍庙，并送乐捐善信，以昭坦白”。这样的行为，肯定了城隍神作为人与人之间信任中介的角色，实际上也有利于信用观念的培育。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天后（妈祖）信仰。在江南地区，天后信仰的传入较早。早在宋代，上海镇就有顺济庙祭祀天后。这与当时以吴淞江为主要通道的海上贸易发达有很大关系。此后，上海地区的天后一直受到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群体崇拜，尤以闽粵商人为代表。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时，黄浦江边海舟张灯结彩，“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篁聒，虽远乡僻处，咸结对往观”。

在海商看来，作为神灵，天后能够保佑海上贸易的平安。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还承载了一种拥抱海洋的开放意识。虽然明清以降，江南等地历经多次海禁，但这样一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始终未曾泯灭，而是沉淀在了江南民众的性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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