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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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至1935年11月，袁良担任北平市长一职，时间虽然短暂，却是民国北平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由于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之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袁良个人勇于任事，涵盖市政、文保等领域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取得初步成效。不过，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不断扩张侵华范围，华北危机日益深重。1935年11月，袁良去职，同年底南京中央军事力量被迫撤出，北平彻底沦落为一座“危城”，“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无疾而终，刚刚开启的北平重振之路被日军侵华截断。

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应运而生

1931年9月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之后，迅速将目标指向紧邻东三省并同西蒙和华北接壤的热河省。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开启进攻华北的序幕。3月初，热河陷落，华北防线陷入危机，全国舆论哗然，各方谴责南京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张学良亦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向南京国民政府请辞，获蒋批准。12日，南京政府任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暂时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时抽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参加对日抵抗。何应钦到任北平后对平津附近的军事防务布局进行了调整，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以中央军杨杰第八军团固守古北口抵抗日军进攻，并负责北平附近治安，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次深入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置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傅作义等为委员，黄郛担任委员长。黄郛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并与日方渊源颇深。5月31日，中日双方通过谈判签署《塘沽协定》，两军停战，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和平北的平原地带划出一个“缓冲地域”，一度危急的华北形势得到缓解，北平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平稳时期。6月2日，北平的《世界日报》以《平市人心渐趋安定，将重觅享乐生活》为题作了报道：

因了中日双方连日的和平运动，极为积极，停战协定并且在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于是乎一般人们，都知道华北的战争，一时还不致再起，或者居然从此还会太平起来，也说不定。所以久经惶恐的人心，无形之中，竟安定了许多，各学校不但不打算迁移，并且各自筹备开学，通知各生，到校上课。那由东西两车站如水一般流去的阔人，又复一批批的搬回来。想不到这国难的酝酿，竟好了铁路上的买卖……总而言之，现在的北平，因为停战协定成功，一切又渐渐的趋于安稳享乐的生活中去了！

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的地方机构进行了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设置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作为行政院下辖机构，该会名义上下辖华北五省二市（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与北平、青岛二市），但实际上无法过问各省行政事务，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过，这一机构的设置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还是具有重要意义。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办理华北对日外交为主要任务，有利于中央政府与日本方面直接沟通。同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时代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有了一个直接处理行政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控制华北财政，明显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的影响力。

目标：“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

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前后，开始物色合适的北平市长人选，最终这一职责落到袁良头上。

袁良（1882年-1952年），浙江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到奉天巡警局任职，后进入北京大总统府担任秘书，后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奉天警察厅厅长等。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袁良开始担任段祺瑞执政府黄郛内阁秘书长，1925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司司长。1929年赴上海任市政府参事、秘书长以及公安局局长。1931年之后又开始担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等职，从政履历十分丰富。袁良担任北平市长与黄郛密切相关，袁为黄的嫡系，面对异常复杂的华北政局，黄郛也必须选择一位可靠之人坐镇北平。

袁良

自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以来，政治因素一直是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1928年北京国都身份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困境引发了官方和民间关于城市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大讨论，可以统称为“繁荣北平”计划。当时各方的基本共识是当北平的政治属性淡化之后，应将文化作为重要的筹码，以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古物遗存为依托，凸显资源优势，建设旅游城市，吸引国内外游客，提振地方经济。不过，华北局势动荡，北平市长不断变更，很多计划只停留在讨论阶段。袁良上任之后，抓住短暂时机，逐步落实先前“繁荣北平”的一系列规划。

袁良对北平的发展路径有着清晰的认识，希望通过市政建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并与文物保护与修缮结合起来，着重内生动力，谋求城市的长久发展。

他上任伊始，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市政领域。1933年11月，北平市公安局、工务局和社会局就当时北平急需办理的市政事宜，分别拟定了改善消防计划、挑挖前三门护城河计划、首善工艺厂计划，及扩充乞丐收容所计划。1934年9月，袁良向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三年规划，将1934年至1936年定为北平市市政建设计划初期，针对社会、工程、卫生、财政等多个方面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建设和改造，目标是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同年11月，北平市政当局在三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后来，三项内容合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

对于北平而言，市政建设与文物整理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缺乏重量级的工商业，只有文化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规划最终便落实到文物建筑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文物建筑成为北平市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附设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主要包括指挥监督关于执行整理旧都文物之各项事宜，如文物保护、修复等。主席由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成员还包括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道各部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代表，河北、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以及北平市市长等实权人物。

为统一事权、提高工作效率，北平市政府还相应成立了具体的实施部门——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袁良亲任处长，工务局局长谭炳训担任副处长。该事务处成立之后，通过多种方式征集道路、工程及古建筑修缮方面的专门人才，进一步强调市政建设的专业化。此外，还创办了市政问题研究会，主要成员多为北平市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如工务局局长谭炳训、统计股主任杜俊东、市政府主任秘书汤用彬等，出版会刊《市政评论》，旨为“灌输市政知识，促进都市建设”，主要刊载市政方面的调查、短评、论文以及各大城市的市政消息等。

张恨水审订《北平旅行指南》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是先前“繁荣北平”活动的一个延伸，发展旅游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北平城内外遍布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对西方人很有吸引力，当时来平旅游的欧美游客络绎不绝，大多采取“游历团”的形式。仅1930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游历团，每批人数达数百人。旅游业不仅给经济萧条的北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有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乃至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袁良还将北平游览区的建设提升到政治与国防的高度。

但是，北平发展旅游业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配套的服务设施落后。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日益不稳，加之受欧美各国大萧条的影响，来平的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减少。

为了解决古迹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北平市政府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划。首先划定了游览区范围。凡由北平为出发点而到达之名胜古迹，皆应划入北平游览区之内，故北平游览区之范围，除包括北平市区外，其它如八达岭、汤山温泉、妙峰山、潭柘寺等处，皆被包括在内，以便统筹整理。

北平虽然古迹众多，但分隶于不同机关，各自保管，如故宫博物院隶属于行政院，雍和宫、东西黄寺、前后黑寺、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等隶属于蒙藏委员会，天坛、地坛、先农坛、日坛、月坛以及市郊各祠庙均属内政部坛庙管理所，五塔寺、团城均属教育部在平所设的古物保管委员会，香山静宜园则由香山慈幼院负责。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府也制定了新的方案，重新调整相关古迹的所属单位，实行统筹规划。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涵盖内容很广，不仅包括文物古建的修复，还有与之配套的市政建设，如道路、沟渠、商业设施，以及实测市区全图，改善市街房屋建筑，完成行道树等，为发展旅游业提供硬件基础。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后，还组织编纂了带有导游手册性质的《旧都文物略》与《北平旅行指南》等书籍。《旧都文物略》是袁良应中国旅行社要求，委由市府秘书汤用彬编写完成的，全书六万余言，附刊景物照片二百余帧。《北平旅行指南》由经济新闻社社长马芷庠经四个月采集编纂，初稿完成后由小说家张恨水审订。同时，北平市政府还很有前瞻性眼光，曾拟筹划设立导引游客的专门机构，类似今日的旅行社，但最终限于局势变动未能实现。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并非北平地方政府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由于管辖权以及经费等问题的限制，整个计划的成败与中央的态度关系甚大，尤其在经费方面，甚至中央要负担三分之二。另据报道，英商通济隆公司派员向袁良表示，愿做商业投资，以助筹措建设费。

袁良为黄郛亲信，深得其信任。同时，作为南京中央在北平的代理人，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袁也与国民政府上层有密切关系，多次往返南京与北平之间，为北平争取各种政治资源与经济资助，中央对北平的扶植力度明显超过先前几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文物整理计划的有效实施。

拓展北平市界的尝试

袁良担任市长期间对于北平市界的拓展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民国建立之后，华北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北平内外城面积较小，城市边界的拓展一直受限。举例来说，与公用事业关系密切的北平自来水总厂设在孙河，电灯公司总厂设在石景山，电车发电厂则设在通县，这些区域由于不属市辖，造成诸多不便。因此，北平特别市在1928年建立之初，地方当局即开始谋划将上述区域并入北平市界，扩大市域范围，但因河北方面反对，未能实行。

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实施过程中，这一矛盾更加突出。比如南苑作为农业区，距内城不过二三十里，汤山游览区距内城也不过三四十里，但这些区域并不归北平市管辖。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处在北平市管辖范围之内的西郊，离城竟有七八十里之遥。而在市区之内，除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紫禁城占据城区约十分之一，农事试验场周围以及天地日月坛、黄寺、雍和宫等，都不属北平市的管辖范围。此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也占有较大面积，北平市区因此被形容为“破碎的疆域”。

1934年10月24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生平第三次来到北平。蒋对北平建设成绩给予高度肯定。袁良借此契机，再次提出扩大北平市区面积的建议，得到蒋氏的首肯，袁氏也对外信心满满地表示不日即可实现。此次北平地方当局为扩大市界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罗列出几条理由：土地之天然形势、行政管理之便利、工商业状况、交通状况、历史关系、建设计划，称新市界之划定皆依周边各市县之实际情况以及勘界条例为准，对于北平的城市发展关系重大。此外，为配合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还提出坛庙管理委员会移归市府接办，并将农事试验场的管理权收回。

中央方面确实对于北平市界拓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内政部将此列为急需解决的事宜，并派专门代表黄祖培、吴时中等赴北方协调。不过，扩展市域一事牵涉甚广，虽有中央方面的尚方宝剑，又有南京、上海等地的成功先例，但限于华北区域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推展过程并不顺利。河北省对此态度并不积极，并向行政院提出异议。大兴、宛平两县民众代表也来到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天津，向于学忠主席陈述反对划入北平市区之理由。冀平双方虽经多次协商，但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最终陷入僵局。

日军侵华阻断北平重振之路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取得了短期成效，1935年5月陆续开工修缮的天坛、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妙应寺、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西四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明长陵等项目先后完工。由于实行了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曾经作为帝制遗物的宫殿、城门、牌楼等经过修缮之后，呈现出新的时代面貌，北平市容也较之前有明显改观。

正当袁良踌躇满志之时，不断逼近的民族危机阻断了北平的重振脚步。进入1935年之后，华北地区战云密布，何梅协定签署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开始被迫逐渐撤出华北，此时，有限的资源逐渐向军事方面倾斜。1935年11月，黄郛辞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袁良也一同卸任北平市长，一度颇有声色的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遂告中止。

袁良在任时期虽然短暂，但是民国北平市政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1947年出版的《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高度评价袁良主导的市政建设，称其为开“北平市都市计划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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