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古墓发掘修复大量刺绣文物，建立全球绝无仅有的考古科研基地

yehangdy

万卷出版公司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刺绣》一书近日正式出版面世。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有考古实证的刺绣文物距今已有3000余年，这项手工技艺从实用性转向装饰性，甚至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与中国传统审美和艺术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亚蓉

该书的作者王亚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研究中国古代纺织历史以及纺织工艺史四十余年，获评2016年中华文化人物，誉为“大国工匠”。近十年来，王亚蓉先生为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机构培养了大量实践型人才，并为我国建立了首个纺织考古科研基地，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研究项目。

40余年前，在沈从文先生的倡导下，我国首次建立了以纺织考古实践为研究方向的课题，以沈从文、王、王亚蓉三人为初始团队，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这本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书只是沈从文先生规划的系列出版物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沈从文先生不久便去世了。

战国龙凤虎纹襌衣纹样虎纹局部，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

尽管王、王亚蓉两位先生按照沈先生的设想继续开展工作，但是随着王先生的忽然离世，间接导致全部资料被封存，无奈之下，王亚蓉先生只得独自一人重新整理、研究。资料的缺失是《中国刺绣》一书自组稿开始便遇到的巨大难题。

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说，由于基础资料的匮乏，同时作者的全部精力投入在急待发掘和修复的国宝级纺织文物上，无暇分身，在缺少作者配合的情况下，成书的可能性低于10%；从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缺失的资料不但包含了中国古代先民的审美表现，而且能够真实反映出作为“丝绸大国”的中国在纺织技艺方面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有关刺绣乃至纺织考古的课题需要接续研究。

1995年，王亚蓉在新疆尼雅遗址东汉合葬墓的清理现场

在看到王亚蓉先生面对纺织考古在实践中遇冷时的孤寂，却仍坚守这方“阵地”慢慢建立科研基地，为培养后继人才而努力时，我们没有理由选择放弃，而是以贴身随行的形式去了解作者的工作状态，以及她对刺绣文物发掘、修复、研究中的思路，并通过采访协助整理资料的方式进行组稿，这是对出版社编辑人员专业和耐心的极大考验。

在组稿的八年间，作者完整修复和复制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纺织品文物，这些文物为被誉为“丝绸大国”的中国保存下了极具文化艺术价值及历史研究价值的国宝，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刺绣》成书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法门寺出土的紫红罗地蹙金绣半臂，复制出失传已久的多经互绞花罗

《中国刺绣》中提到的每一个考古现场，都曾有王亚蓉先生的身影，书中所收录的每一件刺绣文物，都是由王亚蓉先生亲自过目的，甚至绝大部分是由她亲手发掘、亲自修复、主持复制，或是由她定名、掌眼鉴定年代和工艺的。

这些年来，大量的刺绣文物经王亚蓉先生之手得到修复和复制，其间又有新的文物出土，形成了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考古研究，不断增补的内容撑起《中国刺绣》出版项目的高度，也更担当得起国家重点选题的荣誉。

汉 刺绣荒帷细部，山东日照海曲汉墓出土

当人们还分不清锦与绣的真实样貌，还不清楚绫、罗、绸、缎都是何物时，王亚蓉先生已经将它们按照标准文物进行手工复原，以实物示人。这份实践的经历，是任何一位史学家无法代替的。

王亚蓉先生希望能更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中国刺绣的精湛，将她经手的刺绣文物研究成果全部收入书中，即使身缠顽疾，仍旧毅然前行。

江西靖安东周墓葬现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亚蓉先生接触到纺织考古，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亟待修复的文物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纺织品是文物中最“娇嫩”的。刺绣文物也同样，要经过细致地研究了解其材质、制作工艺和技术、损坏程度等，方能定名和修复。

正因为王亚蓉亲自主持和参与了这些工作，所以这本《中国刺绣》中，我们有幸见到了三件国宝级刺绣文物——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纳锦绣田猎纹饰带、北京石景山老山汉墓出土的锁绣荒帷、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洒线绣地盘金彩绣百子衣的研究和修复过程。

王亚蓉（左一）正在揭取唐代法门寺地宫宝函外裹的丝带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指示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华。”出版单位应秉承以推广传统文化为实践，力争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增添更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研究价值、传承价值的优秀出版物，如同《中国刺绣》项目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诠释。

这是文物的原状

这是修复后呈现出的一副文官像

修复前的丝织品是这样的

经过修复后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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